【浙大资讯】吴晓波郁建兴入选国家“哲学社
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入选名单的通知》（组厅字〔〕37号），除了昨日推送的22位学者入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外，浙大还有2位学者入选“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他们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教授、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领略两位学者的风采，此外，小编也整理了他们所发表的一些最新观点，看看对你是否有所启发呢！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
技术创新管理、信息技术与管理变革、技术变革与竞争战略。
主要成就
年入选浙江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
年
年连续二届被评为浙江省“教书育人先进个人”；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年被评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年被授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吴晓波最新观点：
1、创业的种子，该埋得早些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追求高企的创业率，开一个网店、经营一家奶茶店，这并不是我们在浙大进行创业教育的初衷。过去，大家一想到浙江的创业总会联想到草根创业，我们希望浙大能引领一种全新的新浙商创业模式，向知识创业和科技创业转变。
（摘自《浙江日报》（年1月13日））
2、供给侧改革带来新机遇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在于面向整个社会需求有很大质的提升的时代所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和变革。目前，中国社会基于小康水平之上的高品质需求正处于真正爆发的前夜，这个爆发需要供应侧能够提供拥有高品质的产品、服务和拥有良好美誉度的品牌。
（摘自《人民日报》（年2月22日））
3、新常态是企业的更好时代
对于致力于健康成长的中国企业而言，新常态是更好时代的到来，而企业创新是供给侧与需求侧动态平衡的关键。
（摘自吴晓波在浙大睿华春季论坛上的讲话）
4、未来企业的较量是“范式”之间的较量。
在“工匠精神”指引下，把产品做精做强之外，我认为，未来企业的较量中，更重要的一点是不同“范式”之间的较量。所谓范式，既是某一时期内被科学界公认的认识和解决科学问题所需遵循的模式。老的范式决定着既有轨迹，每一种范式都有技术极限和局限性，往日的成功也可能是未来的失败之母。因此，忘却以往的成功，努力找到新的范式，积极突破，往往能带来新生。
（摘自吴晓波在华立大讲堂春季论坛上的讲话）
5、未来发展在于超越从发展轨迹来看，前30年，中国的追赶是非常迅速的，通过学习前人的先进经验，在追赶中，不断模仿创新，实现了质的飞越。那么，接下来，中国该如何发展?超越追赶。要打破以往只是模仿学习的模式，以创新来致胜。在技术不断革新的今天，如果仅仅是在原有技术范式体系内的追赶，很容易受限于先行者的成熟技术范式，陷入追赶陷阱。
（摘自吴晓波在全球供应链峰会上的讲话）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
地方政府、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主要成就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年入选浙江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年被评为“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年被评为“浙江省教育名师”；
年被评为“浙江大学首届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
年全国文化名家与“四个一批人才”；
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年获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郁建兴最新观点：
1、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
浙江省一直走在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工作的前列。目前，全省上下正通过推进权力清单“瘦身”，推进责任清单“强身”，推进负面清单创新，推进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升级”，推进政务服务网提升。这一波澜壮阔的进程，在横向上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社会机制在社会事务治理中的基础作用，真真切切地减少、取消一批行政管理权力。在纵向上需要各级政府协同推进，高层级政府要真下放权力，不能只下放一些边缘性权力；要全面下放权力，不能只放事权而不放财权、人事编制权；低层级政府要接得住，完善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
（摘自《浙江日报》（年6月26日））
2、社会治理，也要讲“新常态”
一个词如果被反复地使用，就会成为一种大趋势。在当下，这个词可能就是“新常态”。社会治理不仅要与经济新常态相匹配，它自身也需要新常态。如同确立经济新常态必须超越已有经济发展模式，确立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必须超越已有的管控维稳模式。努力确立社会治理的新常态，就是要消除上述障碍和落后。从经济学角度看，落后和差距意味着潜力和增长空间，说明我们在社会治理领域可以大有作为。第一，转变理念，构建网络。第二，厘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释放空间。第三，要素下沉，权责匹配。第四，三治合一，内源生长。
（摘自《钱江晚报》（年6月25日））
3、供给侧改革带来新机遇基于历史考察，本文提出“从社会管控到社会治理”的新分析框架，用以描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态势：当前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正处在一个从社会管控走向社会治理的发展过程中。在其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状态体现为国家既存在通过社会建设维持控制机制，强化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实现管理目标的管控意图，也正在通过制度建设和治理策略调整为社会发展提供空间，从而达到“建设社会”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双重目标。与此同时，社会力量一方面通过迎合国家以获得合法性，另一方面能够利用机会和行动空间通过对抗、冲突，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主动参与国家事务、影响国家政策过程等并存的生存策略，表达、维护自身利益以赢得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因此，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管治与国家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存的局面，另一方面凸显出走向社会治理的可能性。
（摘自《新华文摘》（年9月刊））
4、“法治、德治、自治”三治合一，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哥白尼式”革命“哥白尼式的革命”意指彻底的变革。在哥白尼之前，欧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地心说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等天体围绕地球运转。但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地心说思想，其变革意义非凡，影响巨大。
法治与德治如何相辅相承？如果法治得不到人民群众认可，很难坚持下去。德治如果不能回到民主和自由，也很难真正落地。桐乡让法治、德治、自治做到了各司其职。
（摘自郁建兴在浙江桐乡“推进法治德治自治建设、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高峰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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