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呱呱坠地就与“酉”结下不解之缘，一辈子打下“酉”的印痕，自然也定下了“酉鸡”的属相。
那是丁酉，年4月27日，农历3月28日子时。
小的时候习惯于过农历生日，做身份证时也无意间误用了3月28日。这样，我的身份证就变成了公历3月28日，也就就有三个“生日”：一个公历3月28日，一个公历4月27日，一个农历3月28日。
属鸡是不是我喜欢早起的原因呢？中国人的属相是很神奇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惯、乃至事业成就，似乎冥冥之中真与属相有着某种关联。历史上属鸡的名人很多，从汉武帝、唐玄宗、隋文帝、明成祖到诸葛亮，从老子、孟子、墨子到司马迁、白居易、苏东坡，我身边从事书画艺术的同肖朋友也特别多。其实，这与生肖并不会有太大关系，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属鸡的人或许格外勤奋。我一直信奉勤能补拙，一直相当勤劳、勤奋、勤勉。迄今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靠一个“勤”字换来的，否则，像我这样天资平平，比较愚钝的人，只能在东白山深处，“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东白山
当时，我自然不可能知道我出生的那一年，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受牵连的更是难以计数。中国的文人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压。我长大后居然没有接受教训，依然选择做一个风险极高的文人，靠笔杆子为生，想想也是颇多感慨。
第二次遇到“酉”，是巳酉，年，“文革”已经到了高峰期。
这是“反右”以来更大的、灾难更深的一场政治运动。两个本命年之间“躬逢”两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政治运动灾难，也是奇数。在此之前，我已经由陈蔡“过继”到斯宅，由姓蔡改为姓斯。因为姑妈没有子嗣，加上姑父家是贫农、姑父是复员军人，而我家是“小土地出租”，为了有利于我的升学和前途，便让我“过继”到斯宅。小的时候妈妈给我算命，算命先生说“鸡窝生，鸭窝养”，似乎“过继”是命中注定的。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我坦承，我还是非常喜欢斯宅这个美丽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的，这个山村或许更有利于我的成长。考上大学时，为我的“归属”陈蔡和斯宅曾经发生小小的争执，现在好在两地已经合并成东白湖镇，变成同一个地方了。我是一个好农民，高中一毕业就回乡务农，第二年就担任生产队会计、大队农科队长，评为十折劳力。以至于考上大学时，生产队长非常可惜地说：“你这样的好劳力去读书实在太可惜了。”
斯宅古镇
转眼到了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三次“酉”，辛酉。此时整个社会也好，个人也好，可谓时来运转。年高考制度恢复，侥幸一考便中，年春入学，毕业则是年春。实际上，年已经修完全部功课，等待毕业分配了。
毕业前夕，系主任曾经牛气冲天地说：“全省中文系本科毕业生也就三所大学区区六个班，二三百人而已，多少文化新闻单位等着你们啊！你们都是宝贝疙瘩啊！”没想到毕业后却回到老家澧浦中学教书，这在当时是颇受打击的，现在想想，系主任的话还是非常有道理，77级大学毕业生大都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骨干人才。
当年考上大学，彻底改变了命运。初试是在母校斯民小学，数百人济济一堂，最后考上的，也就二三子而已。一个教室两位监考老师，我在第一排，有一位监考老师全场基本上站在我边上看我答题。结束后他公开对人说：“斯舜威肯定能考上。”这位老师叫杨士翰，在当时诸暨也是一位语文名师，四年后我到澧浦中学教书，恰好和他搭档教语文，他教古典部分，我教现代部分。他极本分善良，有点迂腐，写得一手赵体，分别三十多年，不知尚安康否？
大学毕业分手时，几位同窗小聚，我提出一个话题：“我们设想一下，10年后的自己将会怎么样？每人说一件有代表性的事情。”我说10年后我的第一本著作将出版了。我们那一代人，受“一本书主义”影响还是很大的。没有想到迄今我已经出了二十多本书，更没有想到出了这许多书如同不出一样，并没有多少反响。须知五十年代，刘绍棠出了3万字一本薄薄的《青枝绿叶》，立马便名满天下，而且稿费多得可以买下北京的一座四合院。不过，即便如此，书还是要写的，也要继续出的，就如同不管雏鸡，还是老鸡，都必须土里扒食一样，哪怕给鸡喂了许多食物，到了院子里，鸡照样不会好好休息，依然不停地土里扒食。这也是命定的。一位女同学说，10年后将有小孩了，是个神童。我的第一本小说集《蓝雾》是年出版的，勉强实现了“理想”。那位女同学自然也有了小孩，不知是否是神童。
第一本小说《蓝雾》
年是癸酉年，也是我人生遇到的第四个“酉”。
我在澧浦中学只工作了3年，年6月就被抽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当秘书。当时正是高考前夕，有两件事终身难忘，一是我怕耽误学生们复习，并没有告知离开学校的时间，但一到汽车站，发现两个毕业班的学生都在，在烈日下等候送行。我上车的那一刻，许多人都哭成一片，我也留眼泪了。二是在跨出校门的那一刻，门卫蔡师傅，一位和我陈蔡老家同村的没有读过几年书的老人叫住我，叮嘱道：“现在你去政府办事了，须知万里江山一点墨，心中要有老百姓啊！”尽管我明白自己只是去做一个县衙的小吏而已，哪里谈得上“万里江山”，但这句话却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拂之不去。
这一年不但出版了平生第一部著作，实现了少年时就产生的梦想，而且“官运亨通”，年初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诸暨日报》社长、总编，三个月后便提升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当年或许春风得意，现在看来，真的乏善可陈，这一页很快就翻了过去。我走马上任时，碰到一位老领导，《诸暨日报》首任总编，资深县委办主任，我后来调任县委书记秘书时，他已经退居二线，但仍常常一起下乡调研，聊得比较多。他见到我，不但没有祝贺我受到重用，反而说：“你是有真才实学的，走当官的路，太可惜了。别像我这样，一事无成，到最后想退都退不回去了。”当官其实真的并非我所愿，更非所长，所以一有机会，还是转回到做报人的老行当去了。
年是乙酉年，第五个酉。这一年，我调到杭州已经10年，在《美术报》工作已经9年。我就任《美术报》总编时，《美术报》一年亏损几十万，《浙江日报》固然不在乎这几十万，但让一家报纸亏损，总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当时领导找我谈话时提出的要求，希望通过几年的努力“扭亏为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一点今年就可以做到。”几个月后果然扭亏为盈，当年盈利数十万，报纸的发行量也冲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估计这个发行量，在纸媒每况愈下的情况下，注定将成为无法打破的记录。《美术报》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集团内的影响也如日中天，然而，我的总编生涯也将画上句号。盛夏的一天，我被免去总编辑职务，给了一个“正处级调研员”的虚衔，在48岁盛年就“赋闲”了。现在想来，这实际上是命运给我的最大的厚爱，让我得以悠游湖山，从容读书。我后来陆续出版的著作，极大多数得益于那一时期。
又逢丁酉。年，年满花甲，新的一轮开始了。除了头发白了，其他尚可，酒量尚可，饭量尚可，腿脚尚可，眼睛尚可，文笔尚可。
那就继续努力吧，权当自己是初生儿，清零，一切重头再来，依然满怀憧憬，大步向前。
丁酉、巳酉、辛酉、癸酉、乙酉、丁酉……
命运中还将会遇到几个“酉”？
不去管它，只顾一如既往生活、工作、写作。
行文至此，且以同样是今天凌晨急就的次韵黄仲则杂感作为结尾：
《极爱黄仲则“百无一用是书生”句遂次韵其杂感》
书剑幽玄学未成，羡君终究以诗鸣。
青山隐处曾留醉，白发年来不记名。
无意登高论远计，有情纵酒过浮生。
又逢丁酉闻鸡舞，却道此声非恶声。
年1月12日凌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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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编：灯芯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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