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学衡研究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年第6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一)
李恭忠
一、前言
年2月，孙中山到达比利时布鲁塞尔，不久之后与留学此处的朱和中等人谈及对于会党的认识和策略：“会党之宗旨本在反清复明，近日宗旨已晦，予等当然为之阐明，使复原状，且为改良其条教……使学生得以加入，领袖若辈，始得有济。”这番话意味深长，其中至少包含五层意思。第一，反清复明是会党的固有宗旨；第二，这一宗旨当时已经变得晦暗不明；第三，革命党阐发这一宗旨，并非无中生有，而是重新发现，让其恢复光芒；第四，革命派还要对会党的制度进行改革，以便有知识的革命青年加入并领导会党；第五，以上认识和策略均着眼于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
孙中山此处所说的会党，主要是指洪门，后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他讲述这番话的时候，正如中文“会匪”、英文“secretsociety”这两个当时常见的外部指称所显示的那样，在中外官方及一般公众眼里，包括洪门在内的会党仍然不脱反体制、反社会的异端组织形象。而孙中山讲完这番话不过十年，中文语境里洪门的历史形象已经发生了逆转。洪门的历史起源与明清之际的抗清斗争联系在一起，会内流传的“反清复明”说辞被等同于固有的“民族主义”，成为描述洪门的流行用语。基于民族主义视角来叙述洪门的历史起源和宗旨，一时蔚为潮流，由此形成近代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可以称之为“洪门民族主义”。
数十年之后，“洪门民族主义”话语在史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引发了巨大分歧。有学者主张，洪门内部长期流传的起源故事和“反清复明”口号，表明其确实起源于明清之际的抗清斗争，从一开始就有民族意识或者民族精神。也有学者认为，天地会的真实历史起源跟民族主义无关；所谓洪门的民族斗争源起，乃是陶成章、孙中山等人为了利用会党发动革命而进行排满宣传的说辞。甚至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乃是孙中山等革命派“强加于”或者“硬比附于”会党的。
那么，民族主义究竟是洪门从一开始就有、后来又被外部力量发现并阐扬开来的，还是由外部力量强加、附会于洪门，或者说从外部植入的？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所谓洪门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洪门的自我表述跟辛亥革命前后有关洪门和会党的外部论述之间有何区别和联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话语，“洪门民族主义”如何产生、定型并确立其地位？这一过程跟当时“民族”概念、民族主义思潮的演变有何关联？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梳理分析，从若干细微之处呈现洪门形象演变史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思潮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侧面。
二、“秘密社会”的发现
清末有关洪门和会党的外部论述，激进知识人欧榘甲和革命者孙中山、陶成章当为典型。从当代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来看，他们那时的了解和解读固然不无粗疏错乱和牵强臆断，但其会党叙述的“亮点”并不在于相关知识的确切与否，而在于观察角度和叙述立场。出于反满革命的现实目标，他们都基于种族斗争来观察和解读秘密社会的历史和宗旨，着眼于从洪门中发掘“民族主义”，客观上促成了“洪门民族主义”话语的出现。
年，欧榘甲撰写的《新广东》一文在横滨新民丛报社刊印单行本。欧榘甲虽然是康有为弟子，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一度趋于激进，鼓吹革命。该文此前曾经连载于美国旧金山保皇党主办的《大同日报》，单行本出版后广为传播。年6月，它与《革命军》《新湖南》《浙江潮》《黄帝魂》等22种革命书刊一道，遭到清廷自上而下的查禁。年5月，《新广东》又与《新湖南》《革命问答》《洗耻记》《思痛录》一起，被上海当局进一步明确为禁书。被禁的事实，从反面证实了该书的影响力之大。这是近代中国人研究会党的一篇早期文献，汉语中的“秘密社会”一词最早即出现于此。有学者注意到，欧榘甲从民族主义角度提出问题，“这成为后来革命党人重构秘密社会历史的起步”。从更长的时段来看，欧榘甲从种族斗争视角来解读洪门内部的“反清复明”说辞，这种思路不仅影响了革命派，也引导了此后数十年间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方向。
欧榘甲在《新广东》里提出：“鞑靼之种”把持的朝廷“以中国为家贼，以他国为友朋”，“日卖地卖民以求自安其种类”；面对此种危急形势，为求“中国自立”，“莫如各省先图先行自立”，然后像德国、美国那样采用联邦制建立新的国家。而广东则有独特的优势和理由，应该率先行动，“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以建全中国自立之起点”。谋求广东自立的途径之一，便是“联秘密社会”。欧榘甲对南北各地以及海外华人中的秘密社会进行了总体介绍和评论。“秘密社会”即“私会”，是与“公会”相对而言的，“其宗旨不可表白于天下，其行为不可明著于人群”，“行事秘密，誓不外泄”。中国由于君权专制，加上满洲“异种”统治，因此“公会无一，而私会遍天下”。他重点介绍两种主要的私会。一是郑成功创立的天地会：
郑成功以兴复明室、讨灭满洲为己任，在位二十年中，无岁不兴兵伐闽浙，迄不得意，还顾左右之人，既无雄才大略，断难以武力与满洲争衡，嗣子非材，台湾亦难久据，不得不为九世复仇之计，乃起天地会焉……其所志在复明，故因洪武年号，自称洪家，旗帜服色，皆以红为尚。洪字三点水，故三合、三点等会，名目出焉……潜滋暗长，蔓延各省。闽粤以南则名三合、三点，扬子江七省则名哥老会，其中有关帝会者，亦附之焉。虽规矩各有不同，而宗旨则一。
二是斋会，又称斋教，乾隆嘉庆之际曾经在川楚一带起事，影响及于数省。此外，还有大刀会、小刀会、白莲教、在理教、八卦教、广仁教、义和团、东北马贼、西北回人等数十种私会。欧榘甲关于秘密社会的描述，总的来说还停留在表面层次。不过，他将天地会的创立者归结为郑成功，将哥老会归为天地会的支派，由此体现了以种族抗争线索贯串众多会党组织之意图。
欧榘甲认为，除了满人主导成立的安清道友会这个例外，“统中国私会无不以灭满扶汉为目的”。有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人为秘密社会所吸引，“不过取便于出门过埠，非真有兴复汉室之雄心者”。对此欧榘甲解释说：“此私会者，经百余年之久，人数愈多，而忘其宗旨愈甚。”他承认秘密社会实际上有严重的弱点：
不特此志无存也，且生数大害焉：一、此私会与彼私会不能相通之害；二、此私会与此私会不能相通之害；三、私会与会外绝不相通之害……见利则争，见害则避，如乌之合，如沙之散……其顽钝守旧，与满清之官无异，一旦得意，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
但他依然相信并且强调：“兴复汉人中国，乃此会之真面目、真精神、真宗旨也。”“今日之秘密会党，能改革进步，以从豪杰之命，即异日中国国会、议会、各公会之起点，政党之始基也。”因此，他主张善用“充斥于中国本部，溢于海外，抱其复汉之热心”的私会，善联其“众望所归者”，以“强本部”“御外侮”。
欧榘甲针对美洲华人义兴会党撰写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声称义兴起源于明朝灭亡之际，其宗旨“与国种有关”。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二百年来，忘祖宗之遗训，视盟誓若弁髦，借放马以图财，求口食之无缺，非有雄飞宇内之心、振兴民族之志”；“义兴先祖所传复中国汉种之遗意，更不知置于无何有之乡矣”。他分析当时的世界大势：“今列国由帝国主义而升为民族主义，渐由民族主义而变为社会主义，似亦去大同世不远矣”；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哉？”“吾义兴公司，既因国亡而起，今又偃蹇蹂躏于无理政府之下，呻吟唉吁。”因此他发出号召：
我义兴会党，有一日在天地之间，势必群舍其性命，以扫无理之政府；群抛其头颅，以博立宪之光荣……执民族政治之义论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断不能容异族之加乎吾上！
具体的途径，一是将作为“私会”的义兴公司改良、提升为“公会”；二是联合其他有志于救中国之各会。
那么，种族抗争、民族主义是否天地会的“真精神”？天地会自己的口号是“反清复明”，但其具体表述有一个形成过程。“明王”的形象由来已久。根据许理和（ErikZürcher）关于月光王子信仰的研究，“明王”这一术语最晚在隋末即已出现。形成年代不晚于年的《普贤菩萨说证明经》提到“天出明王，地出圣主，二圣并治并在神州”，“明王、圣主俱在化城”。在同一时期的《首罗比丘经》里，救世主被称为“明王”“明君”“月光明王”，并提到申酉年末世灾劫来临时只有“阳州”“柳城”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避难。不过跟弥勒信仰不同，月光王子信仰从未发展出自己的政治企图，从未启发任何叛乱运动。马西沙等人认为，摩尼教光明神崇拜与弥勒信仰逐渐相互交汇，最晚至元末，已经形成具有反叛倾向的民间宗教，以及“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谶语，对明清时期各民间教派有很大影响。田海（BarendJ.TerHarr）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从雍正七年（）广东恩平的李梅事件开始，民间宗教中的“明王”形象与朱姓皇室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清晰，乾隆十五年（）前后马朝柱起事（田海的研究表明它属于民间宗教而非天地会案例），甚至采用了“兴明”的提法，不过仍旧与末劫救世模式相连。嘉庆二年（），白莲教起义军在陕西兴安府张贴布告，内有“兴汉灭满”“汉家”“真明天子”“大明之脉绪”“大明之故民”等字样。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确切资料，天地会创立于乾隆二十六年（），起初尚未表达明确的政治纲领。乾隆三十四年（）天地会李少闵、蔡乌强捏造“明朝后裔”，使用“大明”字样，纠集人员准备起事，未及发动即被查获。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利用天地会在台湾发动大规模起义，使用的盟书誓词内有“明主传宗”字样。大约在乾隆末期、嘉庆初期，天地会当中开始出现复明与反清两个意思结合在一起的表述。嘉庆十三年（），广西来宾县查获天地会成员颜亚贵此前传授给颜超的《桃园歌》，其中提到“复明去清”“夺回真主江山”。三年以后，广西东兰州查获一份完整的天地会文书，内有“兴明绝清”，“清该绝”‘“明在兴”，‘“绝清”“复明”，“扶明绝清”，“去清复明”，“扶明灭清”等字样。此后，这类说辞屡见于天地会文书，特别是其中跟仪式过程有关的诗词、对联、对白。
“反清复明”口号的形式化特征颇可留意。田海研究发现，这一口号形成之后，依然深受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影响，“在三合会知识当中，清朝鞑子被视为恶魔，将以驱邪工具与之战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时期华南天地会的仪式及相关诗文对白呈现出明显的戏剧化特征。举行结会仪式称为“开台”“登坛演戏”“做戏”，会员出席仪式称为“看戏”，或称“去睇戏”。曾与会党发生过密切关系的孙中山留有这种印象：“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田仲一成将天地会的仪式与民间演剧特别是《安邦定国志》进行了比较。田海进一步分析认为，三合会采用“戏”这一术语而非“法”“科仪”“仪”“礼”“会”“法事”“［做］事”等传统术语来指称自己的仪式，其中别有深意，说明“那些创造了三合会知识的人将自己的仪式当成了一种戏剧形式，甚至使用戏剧方式来举行其仪式”，其中不无对于日常生活的“程式化的夸大”。在戏剧化的仪式场景下，类似于戏剧台词的诗文包括反清复明说辞的运用，与其说是为了宣示某种具体的思想观念，还不如说是为了在形式上愉悦会众。类似的，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西鲁故事，也是采用了明清时期广为流传的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等大众文艺的戏剧化叙事结构，形式上体现了充分的抗争理由，即“蒙冤—怀恨—报仇—造反”；如果说其背后有什么思想观念作为支撑的话，那么主要还是两千年来主流的天命意识形态，而非华（汉）、夷（满）之辨。咸丰年间广东天地会起事，虽然直指满人为“夷虏”，但其起事理由仍然是天道：“兹尔清国……今失其道，废弛纪纲……以致天下鼎沸，民不聊生。我主禀德，自天应时御世。”
从实践来看，天地会发动的大规模起事，其实质诉求是皇权竞逐，即会簿中反复表达的“争天下”“打江山”“登龙位”“分豪土”“封公侯”。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起义，性质并非满汉矛盾引发的种族斗争，其文告中尚未提到“反满”内容。林爽文以“顺天行道”为号召，以“剿除贪（官）污（吏）”为目标，自称“顺天（大）盟主”，初以“天运”纪年，后来改为“顺天”纪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两广天地会起事风起云涌，出现了许多称王、建政的事例。以陈开为例，咸丰四年（）在广东发动天地会起事，“称元帅，呼都督，自封自增，横行无忌”。咸丰六年（），陈开等人在广西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自称“镇南王”，后又改称“平浔王”，其余各部首领分别称“平靖王”“平东王”“平西王”“平北王”，王以下称公、侯、元帅、司马等。各王分头前往各地扩充势力。“平靖王”李文茂势力壮大之后，又试图独自称帝，另行设立丞相、都督、将军等官职。在这样的反抗行动中，无论“反清复明”还是“顺天行道”，都只是一个幌子。小规模的天地会起事，则往往意在抢劫得财，跟反清复明也没有实质关系。光绪末年，广西再度爆发一波天地会起事大潮，虽然总体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但以游勇、游民为主体形成的众多帮、股，单支规模多为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千人以上的大帮很少，而且以分股活动为主，缺乏有效联合，因而游走性质极强，各自“据寨扬旗，攻城略地”，“走州过府，四处就食”。到了20世纪初，欧榘甲以及后文将论及的孙中山、陶成章努力从洪门发掘种族斗争这一实质性的思想内涵，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实质性的思想内涵在洪门那里几乎荡然无存。因此，如果着眼于实质性的思想内涵，那么“反清复明”实际上是一个形式化或者“空心化”的口号。
在以往的研究中，反清复明说辞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民族观念的表达。这种方式实际上模糊了传统观念与近代概念之间的区别，既不利于准确理解天地会的自我表述，也不利于探讨近代民族概念和民族主义的演变。“民族”一词在古代中国虽已出现，但使用不多，大体与“族类”一词相当，但其内涵十分不确定；“民族”作为一个近代概念，直至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萌生，此后又经历半个世纪的沉寂，戊戌维新时期受日本汉字新词对译西文用法的影响，作为nation的译词开始在汉语中流行。在此之前，“族类”是中文语境里的主导性概念。“族类”最初主要指依据血缘、世系划分的宗族，最著名的表述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语见《左传·成公第八》）；后来的区分标准转向语言、习俗、文化、制度、伦理等人为因素，特别是以“礼”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和治理秩序，挪用孔子的经典说法来表述就是“有教（则）无（族）类”。对于洪门而言，“反清复明”说辞背后的概念工具显然不是“民族”，而只能是传统的“族类”。而且在洪门那里，“族类”观念较少通过抽象的概念或者范畴得到明确表达，多为具象的反映，即隐隐约约的“明”与相对具体的“清”之间的对立。
从政治层面来解读天地会的“反清复明”说辞，将它等同于民族观念的明确宣示，甚至强调民族斗争是天地会固有的传统，从而在客观上将这一形式化的口号“做实”为民族主义，这恰恰是20世纪初革命者的做法。欧榘甲虽非革命派，却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出于联络秘密社会这一目的，他宁愿忽略其实际状况，不无勉强地将“排满”“复汉”说成是秘密社会的“遗意”“真精神”。他使用了天地会自我表述中较少使用甚至闻所未闻的一系列抽象术语，既有“族”“类”“种”这些相对传统的范畴，也有“民族”“民族主义”“民族政治”这样的新概念。由此，他在天地会旧有的“反清复明”说辞与20世纪初的种族革命话语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开启了将前者置于后者框架之内进行历史化、理论化处理的思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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