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想安静地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和一位网友的故事。
我与董先生是真正的网友，五年来素未谋面，只靠邮件交流。远隔多公里，我在未名湖边，他住西子湖畔。我们的通信从年1月10日开始，到年1月3日结束，十几封邮件，历时两年。
最后一封邮件是他给我拜年，他附了两张照片，并写道“初与初之比，人庆我超龄耄耋矣！”。
那时的我未满30，青春洋溢，回复了一张站在龙门石窟前傻笑的照片，祝他健康快乐。我跟着董先生，选择了民国时期流行的互赠照片的方式来表达祝福。
后来，我忙着工作生活的各种俗事，但到新年的时候会想起他，不知他是否安好，在百度上偷偷地搜，明白了英语中的“Nonewsisgoodnews”的真正意义。
今年这个年，我前半段过得悲伤，后半年过得放浪。直到今天才想起了他，一搜赫然发现了浙江日报上他已经逝世一年有余的消息。一瞬间，难过、失落、愧疚充斥着我的情绪。我开始后悔自己在过去几年浪费了大把的时间，贪图享乐，沉溺自我，没有去做我和他都共同关心的事情上。哪怕能写出一点点成文的东西，对这位董先生，对我们跨越千里，跨越将近70岁的友情有个交代。
这位董先生，就是我国光学及光学工程专家、光学专业教育的开拓者董太和先生。董先生祖籍浙江定海县，年出生于上海，年毕业于上海雷氏德工学院机械系，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理科硕士学位。他于年绕道美国回国后，自年起在多所大学任教机械工程学及光学仪器学。年上海解放后，他由浙江大学调到华东海军部门工作。年开始任浙江大学光学仪器系教授至年离休。
我与他的相识，起源于我们想要做关于中国照相机工业的研究，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曾经在70年代辉煌过的中国照相机工业，为什么在90年代世界照相机工业转向数码技术时却衰落了。
年12月，我带着两位师妹奔赴上海松江，去看曾经辉煌的上海海鸥照相机厂，如此已变成了房地产项目；在田子坊，我们找到了买下最后一条国产海鸥双反相机产线的老技师陈海汶师傅，他推荐了海鸥的总工程师孙晶璋先生。
我们三个小丫头冒昧又唐突，带着一股寒气造访了孙总的家。他热情地欢迎了不速之客，毫无保留地跟我们讲了海鸥衰落以及他远走深圳的故事。最后他说，建议你们去看看我的老师，董太和先生。因为他是我国光学的奠基人和照相机工业的泰斗。
回京后过完新年，我就以一名青年学者的姿态，以“P大博士想拜访您”这样一个特别欠抽的标题，给董先生发去了第一封信，毫无信心却过于生硬地希望能得到回复。今天看来，字里行间满是幼稚。没想到，第二天早上9点，就收到了他的回复，不仅对我的无礼没有任何的怪罪，却对我这样的年轻人能关心一个走向末路的工业表示感谢。
“xx学友：
来电都奉悉。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怀，更高兴你能做中国照相机工业这样冷门的课题。我很愿意助你在工作上半臂之力，可惜我目前条件不便，一因医生只允许我一天两次每次10钟分的接待访客时间(因较重的心脏病)，二是在病房中未备有可用的有关资料。因此暂不欢迎来杭。好在Em很方便，如有任何大小问题随时发过来，我是有问必答的。
孙晶璋总工开始从事中国早期的相机工业，半个世纪后中国相机工业走到今日的末途，我们都是它的见证人，能不浩叹！时近春节不才也有幸进入96，奉近照一帧，揖祝庚寅新禧。”
我收到了他的第一张照片，一位精神矍铄的96岁老人，坐在花坛前，走过了风雨飘摇的一个世纪，友好地看着这个世界。
于是，我开始变本加厉地前后发了几封邮件，一口气问了N个很大的问题。
董先生以一位工科学者的严谨，谦虚地回答说，“你所提问题都属于工业经济政策问题，对我来讲有些问道于盲了。要解答这些问题，恕我先要索阅你论文的目录(不要具体内容)，以便有针对性地作概述。”
6天以后，他给我回复了一封更详细的邮件，思路清晰地告诉我应该看什么文献。更重要的是，邮件中，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垂垂暮年的老人，而是一个幽默可爱、坦诚真实的长者。
信中说，
这几天忙于赶写应朋友约稿一篇回忆性稿件《与笔相伴九十春》，今午刚刚完成，或许您也感兴趣，就献丑地附奉了。从中你也可看看我曾有过的“可怜相”！
非常抱歉，我因不了解你的课题组人员、过去经历及结构情况，再加无法回家找资料，所以很难介绍一些具体做法。为今之计，我想请您精读和箚记中国摄影出版社的日本陆田三郎著、井岗路译的《中国古典相机故事》。它有説有评，我国自己写的材料也不过如此！
虽然发展相机工业从我年回浙大主持光仪专业后就大声呼吁，引起相应的注意和开始兴建，但从年我被看入“另册”后，只能“冷眼旁观”而已！如果可能，您找一张年4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上一篇记载浙大光仪专业发展情况的文章看看，或许有助于认识中国的光学教育与工业的关系！
一个多月后，他身体不适转入监护病房，出来后第一时间又给我回来邮件。他兴奋地说，“行动自由了!”，同时推荐了一本专著，并说另一个问题“待我做准备后（4月中）再作答”。
4月花开，邮件如期而至。
只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他来邮件表达歉意。“二月以来，一直无法集中思考，以致失约，歉甚歉甚，愿以后有机会能为君助力。”
在他面前，我只是个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向他求助的小学生。他却如此珍视自己的每一次承诺。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叫《与笔相伴九十春》，从幼时一粗一细的两枝毛笔——“大羊毫与小绿颖”，青年时代的“犀飞利牌”名牌自来水笔，中年后受“反右”文革冲击扛起扫帚这支超大的“竹笔”，一拿就是22年。平反那天，系领导在楼道里轻轻地叫了他一声“董先生”，他才重新拿起了教学的笔。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在病床上拿起了电脑手写笔，仍笔耕不辍，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热情与善意。
谨以此文，纪念董先生。有个小学友，会一直记得你，偶尔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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