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除夕，陈学昭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心情非常激动，在春节的鞭炮声中，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的感慨，促使她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下这样一封汇报信：
周扬副部长，非常感激党的恩情，已在昨天（旧历除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我想这是教育我、鞭策我更好地改造自己！我一定不姑负党的山样高海样深的恩情！非常想念您们！！又克制不住的给您们写信了！现在汇报一下这一年来我的情况：去年四月中我身体很不好，杭大党让我在家翻译法文资料，一直到十一月中。从十一月中起因为党校从杭大搬走，另外分配了工作，叫我仍回图书馆，编摘《文艺动态》。这是属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虽然是编摘，对我说来仍感困难。仍在家里工作。身体还是不好，只要一紧张，一累，血压马上上升。还是天天吃药。觉得现在这工作比翻译还吃紧些似的。在翻译资料时，有些日子我人觉得还好些，还能有精神有时间写我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写知识分子改造，也有一些革命战争的回忆，五年来日积月累，写写停停，已写了十三万多字，剩了一个尾巴，现在再没有时间写完它和修改它。从去年六月起党给了我每月一百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我很不好意思拿，因为一则我工作得很少，二则过去的稿费还剩有一点，没有用完，但又想到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恩情！后来我问了党，究竟该不该拿，党叫我拿，我拿了，可是心里总还是不好意思的！去年秋季开学时，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她在杭州大学附中高中部，功课还能跟上。党的恩情，我和孩子永世也报答不完！我现在一切包袱都放下了，的确感到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还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真正起到一枚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心里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还是非常渴念组织，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去年夏天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会时曾叫我参加，后来也遇见过，我自己也去看过金近同志。省政协的形势（国内）报告以及政策方针的传达，都叫我去听了，衷心感激党给我的教育！今天我写了一封信给白羽同志。别的下次再陈了，此致
敬礼！并祝春节快乐！问候苏灵扬同志！陈学昭二月五日，一九六二年。
陈学昭的“右派罪行”
陈学昭年出生在浙江海宁县城的一个书香人家，祖辈经商，父亲陈典常教书为业，曾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具有爱国民主思想。陈学昭是四个哥哥的小妹，乳名“九弟”。
年，怀着对“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和新式教育的向往，15岁的陈学昭第一次走出家门，只身来到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受到在此任教的刘质平、欧阳予倩等兄长辈的照拂。两年后，改入上海爱国女学校文科学习，通过同学张琴秋，结识沈泽民、沈雁冰（茅盾）兄弟；通过同学陈竹影，加入新文学团体“浅草社”。从此，陈学昭逐渐走上新文学创作的道路。年元旦，参加《时报》举办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征文，获二等奖，并得到该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奖掖与扶植。
此后，她求职谋生，辗转于皖、浙、京、沪之间，与进步作家交往密切，曾经是瞿秋白、杨之华夫妇、沈雁冰、孔德沚夫妇、鲁迅、许广平夫妇家里的常客。
年，在法国留学9年的陈学昭获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年冬赴延安，先后担任《解放日报》编辑和中央党校四部文化教员。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一度担任《东北日报》副刊主编。解放战争期间出版了长篇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册）。年8月曾任浙江大学党支部书记兼中文系教授。其后，到浙江省作协任副主席。年出版长篇小说《春茶》（上卷）。
陈学昭是受五四精神熏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中的一员，她性格本身的骄纵与叛逆和五四精神凝结在一起，就形成了特立独行的文学风格－－立论鲜明，文笔辛辣。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年的元旦征文，稍后留学法国写作暴露留学生灰暗肮脏生活的《旅法通信》，以及影响更大的《延安访问记》，都是明证。这样的文学风格，加上她“不善于处理人事，缺乏灵活性，清高自许，傲气凌人”的性格弱点，在年被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年的鸣放前期，一直忙于深入生活和创作的陈学昭，尚无暇顾及，甚至连北京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她也请假没有出席。大概是四月下旬，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专门来浙江，传达全国宣传会议精神，动员浙江文艺界鸣放，帮助党整风。在与身任文联副主席的陈学昭的单独谈话中，邵荃麟自然要求陈学昭为鸣放带个头。即使如此，陈学昭好像还沉浸在文学创作中，在4月30日召开的由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主持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她也并没有发言的准备，只是经与会的邵荃麟再三动员，才在自己的座位上讲了几句，其中有“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的话。
五一过后，已到了上海进行鸣放动员的邵荃麟，大约觉得浙江的鸣放尚未展开，决定让上海一家报纸的记者到杭州采访浙江文艺界的鸣放情况，以作推动。他特意叮嘱记者，要去采访陈学昭！两位记者遵邵荃麟之嘱，采访了陈学昭。既然是作协党组书记的意见，陈学昭自然没有推辞，便将在4月30日座谈会上的观点讲了一下。5月18日，上海这家报纸发表了访问记－－《乍暖还寒晴复雨－－陈学昭谈杭州百家争鸣的气候》。
而此时，在北京的上层领导内部，准备反右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信息，正在悄悄地传递着。据《毛泽东选集》第5卷，《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作于5月15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是在18日就得到这个消息的。但浙江省的鸣放依然热烈地进行着。
6月5日，受省委书记的委托，毫不知情的陈学昭主持召开省市文艺界座谈，贯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上，省文联主席宋云彬作了重要发言，他要求省委“根据文艺的特征，切实改进文艺工作的领导”，“对妨碍文学艺术事业发展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从上到下作一次深刻检查”，并希望省委“责成各级领导虚心学习，不断增进文艺知识。”
这次座谈会之后第三天，毛泽东已经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反右派运动开始了。
陈学昭在几次座谈发言中，在接受记者采访中发表了对省委不重视文艺工作的意见，现在风头一转，顷刻间，又成了陈学昭的罪状！
至于何时开始受到批判，具体时间连陈学昭自己也记不清了：“我能记得起的最早的一次批判会是在省府大楼的大约是五楼的大会议室召开的，由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领导同志主持。”但对会议的情况，她仍记忆犹新：“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要大家揭发我，有的人我从来不熟悉，批斗我很积极。有一位在话剧团工作的同志，他不揭发，竟赞扬我起来，结果，他的话被打断，会也开不下去了。”
7月22，日《浙江日报》发表了《左得出奇》一文，省内公开点名批判陈学昭。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专稿：《谁说文艺界一团漆黑，浙江文艺界驳斥陈学昭》，陈学昭“闻名”全国了。就在《人民日报》刊出这篇专稿的前一天，《浙江日报》刊出《驳斥陈学昭的反党言论》一文，陈学昭已被定性为“右派”！
到8月下旬，陈学昭又受到省文联机关的连续几天的批斗，从8月27日到30日，文联机关的批判轮番轰炸，说她在大放大鸣中连发“毒箭”，什么“毒箭”呢？说她在4月30日文艺界座谈会上批评省委不重视文艺工作，说她在5月份向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一篇内容十分反动的谈话，在5月号《东海》杂志上发表“大放声中一小鸣”的杂文，还给《新民报晚》刊寄去一篇反动文章《更正确些、更真实些》。又说她在6月5日竟然盗用“受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同志委托”的名义，召开了一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如此等等，构成了陈学昭在鸣放中的全部罪名。据当时报纸报道，这几天，参加会议的“六十人中有四十六个人发了言”。会议报道的题目和副题，足以将人置于死地：“省文联机关大辩论右派分子陈学昭现出原形：当的是作家，卖的是毒药，党员招牌，叛徒行径”。
中秋前夕，浙江省文联召开支部大会，宣布了对陈学昭的处分：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此后，陈学昭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涯。
周扬与陈学昭的“摘帽”
陈学昭在被摘掉右派帽子后，立即给周扬写信，表达自己的欣喜心情，虽有向主管领导汇报自己情况的含义，但主要原因还是，她能尽快摘掉帽子，与周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年，陈学昭就从茅盾口中对周扬有了一些了解，知道了周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情况。年到延安后，周扬时任边区教育厅厅长。陈学昭主动前去看望未遇；而周扬得知后，则主动回访。这是他们的初次相识。此后虽然周扬在主持“鲁艺”的工作，陈学昭在“文抗”作专业作家，两人并无隶属关系，但同在文艺界，交往还是比较密切的。
年，在东北的陈学昭完成了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后，寄给远在河北的周扬（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请他提意见。周扬很快就写信谈到了自己的意见，并提醒陈学昭注意多病的身体。7月24日，陈学昭在给周扬的回信中写道：
我读着您和其芳同志的信，很感动！我很感谢您们给我的支持和鞭策！我希望以您所说的出版的文艺书，希望将来能寄我一套！后我们还常常能通点信，取得些联系。我一定写信给您们，希望您们也写信给我！
关于周扬提到的自己的身体状况，陈学昭在信中写道：
其实我应当很愉快，可是有时不免想到病，这次行军以后血压又比前高了，医生劝我不能作长距离的旅行，但我却几年来就专门做这件事。现在只有希望到达目的地以后，到了平原，到了近海的地方，气候温暖，血压能低下去一点。不过对于病，我也渐渐想开了，活一天，为党为人民做一天工作！这就是最愉快的！
周扬与陈学昭来往信件所透露出的信息，是被战争阻隔的老朋友的问候与挂牵。
年，文艺界“大会师”的中华全国文代会开过后，陈学昭回到浙江，在省文联作专业作家。年第二次文代会后，周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陈学昭成为作协理事，并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
年，陈学昭遭受厄运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让周扬给浙江省委打电话，为陈学昭辩白，希望省委批评一下，不要划为右派。周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即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并申明自己的态度：陈学昭为人耿直，想说就说，并非出于恶意，批评一下就可以了。
开始省委没有表态，后来一位负责同志在电话里对周扬说，如果不把陈学昭划为右派，我这领导工作做不下去了。这样周恩来、周扬的努力没有奏效。后来，陈学昭仍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成为右派的陈学昭，被下放到绍兴文化馆，主要的任务是看管文化馆。期间，文化馆发生了窃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是陈学昭监守自盗。对这一飞来的不白之冤，陈学昭只能向周扬申辩。她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冤枉。周扬虽然不了解情况，却相信陈学昭的申辩。他责成中宣部的同志，以中宣部的名义给陈学昭回信，对她进行劝慰。尽管如此，窃案的发生，还是给陈学昭带来了伤害。
陈学昭的女儿陈亚男回忆说：母亲紧张过度，加上劳累，血压升高，患血管硬化。窃案破获后，母亲又给周扬同志一封信，说明案件已破，请求回杭州治病，很快得到中宣部回信，让母亲写信给浙江省委宣传部表明她的请求。母亲即写信给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金韬同志（“文革”中被迫害自杀）。这是年3月。母亲回到杭州后，再次写信给浙江省委，说明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这样，从年初中毕业就到农场劳动的我也调回杭州，这是年10月。
到了年的暮春，周扬来到杭州。他约见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陈学昭。谈话中，陈学昭向周扬详细讲述了自己几年来的遭遇。周扬对此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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