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月红小手铲赛跑挖掘机抢救沉睡的历

挖掘机前的考古人

从长兴县城出发,往西北方向驱车10分钟。这里是西峰坝村金牛岭。

金牛岭三面环山,平地及半个山腰已然裸露着土黄色的肌肤,这是挖掘机平整后的杰作。翻犁的土块上,匍匐着又长出一层牵牛花,明亮的蓝。茂盛的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

规划中,这里是长兴县福利综合大楼,占地近亩。年12月,这个由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的项目举行了盛大的奠基仪式。按照施工进度,一期工程包括老年休养中心、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培智学校等六项基本功能,总投资约2.4亿元,计划于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年初,挖掘机轰隆隆进场了。没有人意识到,就在这片土地不到米的东南方向,那里曾发现我省首个东汉贵族画像石墓。更没有人会想到,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工地所处的位置早已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点。

转折出现在4月。附近文保员巡查时,发现这里正在大兴土建。一打听,才得知施工方是一个半路接手的公司,对文物保护毫无常识。文保员当场制止施工,上报长兴县文保部门。工程暂停了。

接下来,甲方和文保部门开起了协调会。长兴县博物馆文保考古部主任何炜还记得,在第一次现场协调会上,甲方一位负责人进场第一句就是,“真是见鬼了。”这似乎不难理解,在这个县城里,处处可见“大干实干苦干巧干”的标语,叫停无疑像是给高涨的激情浇下一盆凉水。

“哪里有大型工程项目动建,哪里就一定会有考古人员站在挖掘机的前头。”这是长期从事基本建设考古的省考古所副所长王海明的感悟。

这不难理解。全省每年3万平米以上的工程项目至少有个以上,但只有不到10%的项目进行了考古调查。即便是加上杭州、宁波两地考古所的配合基建考古工作量,全省加起来也不超过个。

往往到最后,配合基建考古的工作流程就是这样被动——项目先开挖,文物部门叫停,双方谈判,最后才是进场抢救。这是社会文明发展一个必然过程:从温饱,到环保,最后是文保。

这一次,没有意外。来回多次协调后,双方达成协议:考古所必须在70天内,将这15万平方米的土地勘察个遍,对文物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出具施工同意书。

入乡随俗的考古人

接到任务时,这是刘建安今年的第5个基建考古工地。

这个毕业于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70后,自6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二室,从事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每年平均有8个月以上时间都泡在各个基建工地上。

“短、平、快”是他对工作的描述,“时间紧,任务重,强度大”。与其他考古队员自嘲“考古民工”不同,他更愿意称自己是科学工作者,从事着发现历史、解读历史、实证历史的高尚职业。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从接到金牛岭活儿开始,他就不得不开始考虑住宿和雇人问题。这是一个人少、短期而且大范围流动的工作,每到一处,考古队员只能带着锅碗瓢盆床铺被褥借宿民居。更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的工作常年与墓葬打交道,在乡村,这不吉利。

刘建安想到了何炜。借宿乡村,本地人好沟通——这是常年居无定所的考古人总结的经验。在何炜的帮助下,村民徐阿姨最终同意将自家两间房及儿子家一间房租给刘建安,前提是必须遵守她的规约:出土的文物不能进家门;租住的新房间需用红纸写吉语,搬走时需要放鞭炮。

又过了两天,何炜传来好消息:四个雇工凑齐了。在乡村找劳动力并非易事,大量劳动力涌向城市,留在乡村的多为妇孺老者。刘建安戏称这是一支“队伍”。这次找到的四个雇工中,年龄最大的已经79岁,平均下来也超过了65岁。

年9月5日,刘建安带着队友正式入场了。在他的房间,放着电脑、打印机、照相器材、生活用品、考古工具和两箱书,甚至连考古技工的单人折叠床,这些都是用整车运过来的。为此,考古所特意为基建考古配备了一辆金杯车,专门用于运送考古人的驻村家什。

“考古人员要学会入乡随俗,学会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甚至要单枪匹马处理很多社会问题,考古人都有一套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常年“混迹”于农村的他感叹说,“考古需要与古人对话,更需要倾听今人的心声。”

在很多时候,施工方留下的是“一团乱麻”。比如边施工边拆迁,款项不到位等等,与村民并没有达成完成的协议。在这个工地上,一眼望去,北边的山坡已被挖掘机削掉半边,而西边的山坡上稀稀拉拉地留着10多颗香樟树。

刘建安说,这些香樟树属于村民,但他们暂时找不到买家,只能这样放着。刘建安的工作只好先从工地的东面开始。这已经算是不那么棘手的项目了。在进所初期,他曾在一次考古工地上,不小心半山腰的土块咕噜滚到山脚,正好砸中村民家的菜地,为此他不得不掏出一百块钱,才算是息事宁人。

因为不了解乡土人情,考古所几乎人人都吃过亏。在嵊州的一个项目工地,因施工方未与村民达成拆迁协议,不知情的考古人进场便开始工作,结果因迁祖坟一事,激怒了全村多位村民,最终王海明带着队员向村民逐一点烟倒茶致歉,且向祖坟磕头终获谅解。而在杭甬高速项目中,曾发生过当地人拿刀追赶考古人的窘境,其原因就是发掘前没有向村干部亲戚备案。

发掘期间的考古人

“考古是什么?”

“挖宝呗!”

“不是的,它们是文物,不可以倒卖的,要进行资料整理,最后修复陈列的。”

在工地现场,趁着休息间歇,笔者问村民雇工徐寿堂的问题,引起了考古技工的反驳。刘建安很无奈,“挖宝”几乎是绝大部分非专业人士对考古工作的刻板印象。

也正因此,不理解往往造成了手铲与挖掘机的对决赛跑。

这两天,为着树苗挪移的事情,刘建安三番两次给甲方打电话请求协助。负责人一接电话,就甩出一句,“叫馆长来跟我说。”这句碰钉子的话,刘建安听过无数次。进场前,施工方催得紧;进场后,留下的烂摊子不闻不问,这让背负限期“军令状”的刘建安每每急得跳脚。

相反,隔三岔五,施工方还会派工人过来催促他们,“这些破东西有什么好挖的,钱都收了,好滚蛋了。”

“这样出言不逊的话,可气吗?”“可气,但也只能当耳边风。”刘建安坦承,施工方也着急赶进度,他能体谅对方的心情。但这怎样能比?考古用的是探铲一寸寸勘探土地,用锄头、手铲一点点发掘墓葬,用毛刷一缕缕清理现场,这种手工速度比机械速度慢得太多。

往往到后来,工地现场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前方的考古人蹲在地上用手铲清理遗迹,迫不及待的挖掘机在身后轰鸣作响。两拨人,各干各的。有时候,等刘建安意识到时,墓葬周边早已布满几米深的地基,将这块地方活活挖成了一个孤岛。

“你能想象吗,曾经在一个工地上,我们在发掘现场,施工方就在对面山上放炮。每到要放炮时,山上就吹哨,提醒要放炮了。于是,我们扔下工具,赶紧往外围跑。只听‘轰’地一声,乱石四溅。等一切平静了,我们再回到现场。”刘建安戏言,这个工作简直就是冒着炮火前进。

在刘建安的印象中,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相对好做一些,关系容易理顺;地方项目难度较大,缺钱,沟通较难。从他的工作强度,或许可以一窥城市建设的速度:年前后,项目特别多,绍诸高速开工前,沿线有8个工地,整个二室的考古人员布在周围。而这两年则有所缓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项目在增加。

可很多时候,这场赛跑并不只是两方的较量,还有一个暗中的对手——盗墓贼。

就在刘建安进场的第二天,当他来到工地时,墓葬周边出现密密麻麻的洞,洞口大小为钢筋粗般。毫无疑问,这是盗墓贼留下的。

“十墓九盗。”刘建安十分心痛。在现场已发掘的6个墓葬中,有一个六朝墓就有被盗过的痕迹,仅出土文物5件。

这是一群看不见的对手。7年,刘建安曾参与一个战国楚墓的抢救发掘,打开墓葬时,他们惊呆了:盗洞底部一片狼藉,纯净水瓶,方便面盒,香烟盒,手套,绳索,雇佣的农民工随口说了一句“荒郊野外地,哪来的热水泡面。”正是这句话,公安机关按图索骥,追缴了60多件文物。

而在更多发掘现场,灌木丛生中,遍布着大坑小坑,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盗洞里,白膏泥,碎陶片,棺木漆皮随处可见。

就在笔者蹲点采访的两天时间里,发掘现场也常常会出现一些陌生的围观者面孔。他们不言语,会乱抠乱摸,有的甚至直接跳入墓坑,少的时候有两三个,多的时候甚至五六个。

“你很难去定义他们。”刘建安说,尤其在清理墓葬时,围观的人群特别多。他们讨论着墓葬时代,主人身份,器物精美程度,值多少钱。考古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墓葬发掘期间,在墓葬边搭起帐篷整宿整宿地守夜。他们用各种最原始的方式,与各种“现代化”赛跑。

还原历史的考古人

“出土于墓室前部,残长31厘米,单刃直背环首铁刀,断残。”蹲在工地上,技工写下当天的考古日志。看到文物的模样,众人显得有些失望。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出土的东西不是太好。”刘建安说,进场两个多月,发掘了十三四个汉六朝砖室墓,盗得也厉害。这是常态:这些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工作量大,同质化严重,最容易提不出问题,很难出学术成果。

“考古工作会有机遇的问题,牵涉到个人成才的快慢。”王海明承认,就个人学术成长而言,有重大发现的遗址无疑会有着更高的研究价值。

“对文物,最好的保护就是埋在地下,不去动它。”王海明说,但现实的问题是,考古工作与全省经济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该所配合基本建设项目的考古发掘面积总计达58万平方米,清理墓葬座,出土各类器物件(组),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也抢救、保护了一大批地下文物。

唯一的办法,就是兼顾经济发展和文物保护。

文物部门对所有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工程项目都会要求避让保护,实在无法避让的,在履行法定程序后抢救性发掘或异地搬迁保护。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避让一个文物,那么增加的投资有时会达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在瑞安,曾有一个工程项目涉及到山前山遗址,最终不得不调整服务区规划,增加投资上千万。

“文物保护重要,但我们也不能死板,要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文物保护事业,也要为研究人员的学术成长着想,找到三者的结合点。”王海明说,在分配配合基建考古中,所里也会考虑队员们的专业兴趣。比如刘建安,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战国秦汉六朝”方向,在平时工作中占有一半的比例。

“相当一部分基建考古,是鸡肋,也是积累。”考古二室主任郑嘉励认为,基建考古具有大范围、流动性的工作特征,工作对象多样、牵涉面广,如果带有问题意识,到广阔的田野中去,会有更多收获。在郑嘉励承担的许多配合基建的工地中,以往的发掘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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