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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岭南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摘要］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治理和善治有赖于高度的公民参与，协商民主是通往治理和善治的途径。浙江省温岭市以民主恳谈为基础的基层治理制度以及广东省河源市以网络问政为基础的地方治理模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新探索。两地实践表明，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要建立起完备的参与制度，同时必须保证民主协商的有效性，最后，协商民主不能仅仅倚赖某个政府领导者，而必须成为对各级政府的普遍性要求。
［关键词］协商民主；治理；善治；民主恳谈；网络问政
近年来，协商民主、治理、善治等源于西方国家的概念被引入中国，越来越被看作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提出必须健全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对于协商民主、治理和善治的研究也蓬勃开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纵观时下有关这些主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引介和中国发展协商民主、治理、善治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结合中国国情进行讨论者并不多见。比如，中国现实存在着哪些协商民主形式？它们对国家治理能力具有何种影响？中国的协商民主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发展协商民主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这些都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本文基于中国政治与行政之经验，通过两个案例对中国的协商民主形式进行类型划分，考察它们对国家治理能力形成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提出通过协商民主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议。但在进一步展开论述之前，厘清协商民主与治理之间的概念关联，以为后文的论述打下基础，尤有必要。
一、协商民主与治理：概念关联
从根本上说，协商民主、治理和善治都是兴起于２０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概念。当选举民主等传统民主形式由于其激烈的竞争性而使社会日益分裂化和无法涵盖庞大“少数”群体的利益时，协商民主的理念便应运而生，并成为竞争式民主的有效补充。同时，随着协商民主的普及、推广及其与社会个体利益的重新契合，人们甚至开始认为应当用协商民主来取代竞争［１］１２式民主，认为“民主的本质是协商，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与宪法权利，甚或自治。”但由于协商民主对于主体、场所、过程等的过高要求，它不可能取代选举民主等竞争性民主而独步政治舞台。但相较于后者，协商民主的确具有独特的好处：第一，地位平等。“协商民主概念必然要求政治平等这个必要条件”［２］１５７，因为地位不平等将导致协商流于形式，地位从属者由于害怕当权者的报复和迫害而不敢畅所欲言。第二，公共精神。这些地位平等的协商参与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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