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茶脉绵长。天台山产茶的历史略早于四明，其人工植茶的历史也为江南一带最早，是名副其实的茶乡肇始之地。与此同时，它还积极发挥了向周边甚至更远地区传播普及的历史作用，真正扮演了“茶祖”的角色。
新昌县陈百刚、黄志益等先生在其编撰的《大佛龙井》一书中认为：唐时，已是全国八大名茶产地之一的越州（即绍兴地区）出产的越州茶、日铸茶、剡溪茶等名茶的前身就是天台山云雾茶；
我国四大茶叶泰斗之一的陈椽教授在《中国茶叶通史》中提出：“茶由台州（天台）传到庆元而入福建”；
此外，根据陕西省紫阳县的相关史料记载：北宋年间，浙江天台山道士、中国道教南宗始祖、紫阳真人张伯端曾云游至该县，在县内瓮儿山下潜心修道，同时还开圃播茶、研究茶艺，遂对当地茶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创的茶道艺术成为今天紫阳地方茶文化的雏形。紫阳县即因他而得名，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用道教名号命名的县份，时至今日，紫阳县出产的紫阳茶仍是川陕地区重要的文化名茶之一；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天台山云雾茶茶种又被新疆、内蒙、西藏、黑龙江、甘肃、山东等六省引种，种播千里，广植于长城内外、大漠边陲甚至雪域高原。
其实，早在北宋，就已经有人专门研究过天台山向外传播茶事的史实与经过。据年10月25日出版的浙江日报《西湖茶事》一文称：宋代大文学家、时任杭州知府的苏东坡曾考证认为，杭州最早的茶树，在灵隐下天竺香林洞一带，系南朝诗人谢灵运在去杭州下天竺翻译佛经时，从天台山带来的。
东坡此说，并非戏言。据梁慧皎编撰的《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记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可见谢灵运不仅对佛理十分感兴趣，而且还因通晓梵文而参与过佛经的翻译和编著，并亲自撰有《十四音训叙》一书，方便僧众将梵文翻译成汉字，使得“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
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谢灵运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在中国日渐融合、风气日盛之时。在此之前，东晋高僧昙猷已从西域游历至江东，最后在天台山苦修，成为开台岳为佛国的鼻祖。东晋太元年间，孝武帝亲诏昙猷为国斋戒禳灾，足见他与天台山在当时僧俗两界的地位之高。两者相隔仅数十年，笃信佛教的谢灵运肯定对佛国天台山有所耳闻，因此前往天台山参习佛学也就理所当然，况且历史上也确有谢灵运率童仆数百、凿山开径去天台山的记载。至于他从天台山带走茶种一事，虽无史料明言，亦在情理之中，毕竟当时天台山的茶叶已经小有名声，而且还传播到了周边的新昌、嵊县等地。
所谓“天竺”，是指杭州的天竺山，包括上、中、下三天竺。此处既是当时显赫的佛教圣地，也是谢灵运经常翻译佛经的地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谢灵运年少时曾经寄居在天竺山飞来峰下的杜明浦家直到十五岁。飞来峰下原有一亭，叫“梦谢亭”，即是杜明浦专为谢灵运而建。此外，在下天竺的莲花峰附近，还有一座翻经台，因谢灵运年幼时，常翻经于此而得名，故唐人有诗云：“经翻贝叶文，台近莲花石”。谢灵运与天竺山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谢灵运对天竺山情有独钟，他将从天台山带来的茶种播种于此，也就不足为奇了。陆羽的《茶经》可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东坡的观点，他在《茶经·八之出》中提到杭州产茶时，简述为“钱塘生天竺、灵隐二寺”，由此可知：杭州最初的产茶源自佛门，即始于天竺、灵隐二寺，天竺建寺最早，约一千六百年历史，那么杭州产茶的历史最远也只能追溯到一千六百年前的南北朝时期，这在时间上与谢灵运的生活时代相符。后来，天竺茶、灵隐茶又逐渐演化为今天名冠天下的西湖龙井。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调研员、《东方博物》杂志执行主编鲍志成先生在其《关于西湖龙井茶起源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也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因此，东坡之说，确与许多关键的史实相吻合，并非杜撰。
年，浙江大学茶学系韩国茶学硕士研究生李恩京用生物遗传学和比较形态学的方法，对韩国双溪寺茶与浙江天台山云雾茶、杭州西湖龙井茶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再一次有力证明了天台山云雾茶与杭州西湖龙井茶之间存在的祖脉关系。诚如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枫在《浙江名茶处处香》一文中所指出的：天台山传播的茶种成就了世界级的名茶——西湖龙井。
天台山云雾茶无论在其悠久的人工植茶史上，还是在辉煌的对外传播史上，都实实在在地发挥了“茶祖”的社会历史作用，反之也成就了其“江南茶祖”的社会历史地位，真正诠释了“茶祖”的人文内涵和人文价值。
天台山云雾茶，绵绵茶脉，历千年而弥馨，堪称“江南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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