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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发表在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
笔者在浙江省丽水市档案局查阅档案过程中，看到了陈梦家发表在《浙江日报》上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刊载于年7月6日副刊《江风》第六六七期上的《关于乱世文人》，年7月8日的《所谓新乐府》。这份《浙江日报》的由来，据当时担任编辑的林芷茵在文章《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潮和浙江日报——与詹文元同志商榷》（《浙江学刊》年第3期）介绍，《浙江日报》创刊于年3月12日，由进步知识分子严北溟担任为社长和发行人。该报纸的“进步倾向比较明显,文风比较新鲜活泼,特别在社论、通讯和副刊等方面,常能提供些比较正确的言论、报道和有时代感的文艺作品,给读者留下较好印象。”笔者比对当时的《东南日报》与《浙江日报》副刊，确实看得出《浙江日报》的副刊办得有活气，而且知名作家（如叶圣陶、柳亚子、朱自清、李长之、袁水拍、穆木天等）颇多，文章也比较耐读。该报的办报地点先是永康、碧湖后迁龙泉，最后又迁往杭州，年国内局势恶化，该报独木难支，年与《商报》合并后，这份报纸已不再有先前的气魄与格局，算是寿终正寝了。
《关于乱世文人》一文，属于典型的文人小品，文字间充满机锋与见识，颇有标新立异之感。文章不长，照录如下：
有乱世的文人，有太平盛世的文人。太平盛世的文人，可以立于太平盛世，而不一定能立于乱世。乱世的文人，可以立于乱世，亦可以立于盛世。亦有绝世之才，在盛世与在乱世都是超群拔类而立。以唐代的诗人而论，有许多诗人幸而生于太平盛世，若不幸而生于乱世一定始终不能传名于后。杜甫是乱世的文人，李白是在盛世与乱世都是不能逃脱其为文人的。可以说，文人中之大者可以生于无论何等的世代；文人中之小者只能苟存于太平之世；文人中之中者则乱世或比盛世更有利于他。
乱世有乱世的好处，要几十年才经历到的事物可以缩到几年，东西南北相去数千里的事物可以聚于一处，平时掩藏的忽然显露。所以乱世把平静的世界紧凑成一个激动的世界，使你的耳目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多很远的声色。在平时胆小一点的文人，到此时受不了激动，耳目无用，情思迟钝，一定要受淘汰的命运，在这激流的人生中，人人受试炼，文人也不免。他必须先有准备，才不至于手足无所措；他必须因受试炼而精固，乱世培养他而不毁坏他；最后他不能白白受乱世的栽培，他必须有所为。
吴宓先生说，“‘贫穷’‘爱情’‘战争’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经历。这句话对于从事于文学的人恐怕更为重要。
《所谓新乐府》一文作者所谈是诗歌创作中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文章缘起是陈梦家看了友人王季思创作的《翠叶庵乐府诗》。王季思即为王起，浙江温州人，是著名戏曲学家，师从吴瞿安，建国后为中山大学教授。《翠叶庵乐府诗》是用汉乐府的形式，间杂以谣谚白话来叙述抗战以来的情事。王季思之所以用旧文体叙新事情，按照他在自传中所言，民族深重的灾难，个人生活的激变，使得他从书堆中抬起头来，利用民歌乐府体裁来写诗。闻一多对其创作的评价明显是很好的鼓励，“最好纯用乐府民歌体,走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道路,可以开一风气”。（《王季思自传》，《文献》，年第2期。）有意思的是，王季思与陈梦家既是中央大学同学，又都参与了闻一多组织指导的春泥文艺社，但作为同学的陈梦家与老师的闻一多对王季思的创作评价很不一样。陈梦家《所谓新乐府》一文认为，“新内容只适宜新形式”，今天要是还模仿汉乐府，既不能用当时的乐府曲调，何况又与当时的语言略略不同。现在做乐府诗，只与做旧诗一样，不能视“新乐府”比“旧诗”新。陈梦家以为，新诗与音乐的关系至今还没有确定，“流行的抗战歌曲，既非新诗，又非旧诗词，它们似乎是不知不觉间成长的，和音乐相伴而出。它们在消极方面至少有下列的好处：一、它不像卿云歌之类使听者不易明白内容；二、它不像有些白话诗与白话无关而且文法不通；三、它没有不需要的虚词。我以为将来或许可能有一种‘恋歌’出现，用近乎白话写成的词。”所以陈梦家对音乐入诗歌持比较慎重的态度，“现在的民歌民谣，可以作为新诗形式的一种备考，而新诗形式不一定取于歌谣。这因为新诗与歌谣并不相同，新诗的节奏并不是歌谣的节奏，新诗的内容并不是歌谣的内容。新诗与歌谣的关系如此。过去的乐府是否可以作新诗形式的参考，恐怕是很有问题的。”他对友人王季思的批评虽然下笔客气，但意思是很明显的，“我所以不赞成他近于乐府与旧诗的部分，是因为他虽是很好的旧诗，和一切人做旧诗并无二致，并且，往往在近乎汉乐府的新乐府中，越少近代内容的越好，越多近代内容的越不顺。这就是内容与形式必须一致的原因”，陈梦家实际是说，以旧形式含新内容，此路不大通。
但陈梦家这样的看法在他建国后的文字里发生了变化，发表在年《诗刊》第6期的《谈后追记》这篇文章中，他认为“新的形式，并不一定保证就是好诗；相反的，用旧诗体裁写的诗不一定就没有好诗”，主张取法过去，向民谣学习，因为民谣有字句整齐、音韵谐和、短小精炼的好处，“今天的新诗，对于这个传统似乎还有接受的必要”。
行文至此，已将陈梦家两篇文章大致说清楚了。但有一个问题还有审视的必要。即抗战后陈梦家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年秋经费正清与金岳霖介绍去了美国。那么陈梦家的文章是如何刊登在浙江永康的《浙江日报》上的呢。笔者在年10月27日的《浙江日报》上看到了署名佩弦的《话中有鬼》一文，据姜建、吴为公著《朱自清年谱》（光明日报出版社，年）年5月21日谱文介绍，该文刊载本年5月28日昆明《中央日报》副刊《星期增刊》第十七期，署名佩弦；又载年4月6日《新生报》副刊《语文与文学》第七十七期，署名朱佩弦。很明显，《浙江日报》是转载，或许朱自清本人都不清楚，《朱自清年谱》也没有记录。假设陈梦家的文章也是转载，但目前没有找到原发报纸，不好妄下结论。希望同路的朋友看到此文，提供线索，探讨文章的传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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