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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居颍州
作者：沈俊峰
少居颍州
上学
童年如梦。忆童年，是一生的快乐。童年往事，能让一个人翻来覆去絮语一辈子。一代代关于童年的絮语，累积起来，成为人类历史成长中的一个个有情感、有温度的细胞。
大爹在周庄小学当先生。待晌午，远远地看到他回家，脖子上围着一条驼毛色围巾，前呼后拥一帮村里的学生，都是高高兴兴、说说笑笑地。晌午饭后，他再去学校，仍有去得早的学生随着。乡人们远远看着，满眼的崇拜、羡慕和神往。一个庄子出了一位先生，庄子就安静许多，似乎有了灵魂。灵魂让心安静。我吵着也要去上学，奶奶说，等再大一岁，小受人欺负。其实，奶奶的担忧完全多余。周庄小学规模不大，只有三四位先生，四五个班级（有复式班），大爹又当先生，谁会欺负我呢？又等一年，终于去上学，我已经虚岁九岁了。
上学开了一个“晚”头，人生似乎都晚了，干啥都撵不上别人，都比别人“晚”。晚就晚吧，也不是坏事，起码心里悠闲一些。
沈庄离周庄小学也就三四里路。我跟着一帮年龄大些的学生，风风火火，来来回回，高高兴兴，疯疯癫癫，像是每天去赶一个乐园。上学其实是件很好玩的事。教语文、算术的都是周老师。周老师说话和风细雨，慢条斯理，脖子上也围个围巾，胸前兜里还别一支钢笔，一看就文气。上课了，他一手捧着一摞书本，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装满铅笔的大笔筒，微笑着走进教室。先给每人发一支削好的铅笔，一个本子，然后讲课。语文第一课，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他教我们读，然后教我们一笔一画地写。下课时，他把铅笔和本子收上去。本子他批改，铅笔他替我们保管。然后，下课，回家，不留作业。每天如此。
颍州那地儿，一马平川，雨天容易积水。一天下雨，我们提前放学。有一段低洼的路被雨水淹了，过不去。学兄们自告奋勇，脱了鞋，把学弟一个一个背过去。过了水，路仍湿滑，我们都赤脚走路。平原的泥路，遇到水，化开了，就特别黏，粘鞋，走路费力。那种费力，我早就切身感受过了。好像是五六岁吧，邻近庄子有一个亲戚结婚，母亲让我做家里的代表去喝喜酒，我便跟着庄里的大人们一起去。那天也是刚下罢雨，庄稼地一片清新，天清气朗，只是，路上全是稀泥。大人们说说笑笑往前走，我撵了上去。大人们走得快，只顾上说话了，没有注意后面还有个孩子，不知不觉把我落下了。我努力去追赶，可是泥巴粘鞋，鞋底、鞋沿的泥土越粘越多。我歪着脚，左右蹭泥，可是没走几步，又粘满了湿泥，沉重如铅。看着那些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急得一头大汗，却迈不动腿脚。满眼的辽阔，天高云淡，小风呼呼刮着，我喊了几声，可是声音一出口就被风撕扯得颤颤巍巍，无影无踪。身前身后，空空旷旷，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又急又怕，差点哭出声来。过一会，后面终于赶上来两人，都是沈庄的爷们，好像一个堂叔一个堂哥。见到我的狼狈相，他们哈哈大笑，然后背着我走。后来，每当看到《红楼梦》第一回中，“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不知怎么，我就会浮想到多年前那两个背我行走的人。情与景，远与近，幻与实，有时候就像这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平原，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天地相接，苍茫雄浑，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那时的雨天，乡人买不起胶鞋，出门穿泥机子。像一个小板凳似的，用麻绳绑在脚上。也有年轻人泥地里踩高跷，像现在的年轻人溜旱冰，来来往往，潇洒自如。
下午再去学校，我们每人带一块砖，也有半截子的。满庄的屋子都是泥坯房，用砖极少，能用砖砌半截墙的人家寥寥无几。我们聚在村头，轰轰烈烈地去上学。把砖一块块隔开铺在低洼路面，连缀成一条长长的小路。远远看去，就像用一块瓦片旋在水面上溅出的一朵朵波纹浪花。
课桌，是泥巴垒的，堤坝一样，长长的，可以并排坐五六个学生。椅子，是泥墩子。这些“桌椅”建成久远，被一茬茬的学生磨得光滑锃亮。
宋欧阳修知颍，爱颍州的“民淳讼简”、“土厚水甘”，将颍州视为第二故乡，作为致仕养老之地。时隔近千年，我仍然感受到了欧阳修心目中那种“风气和”的淳朴与余韵。在颍州乡村渡过的那一段人生最初的时日，至今让我念念难忘，那种温暖、宁静、安详的情态，还会再遇到吗？！
学习很轻松，会读会写课本上那些字就行。周老师的乡音很重，他的不可避免的乡音带进了教学，流“毒”不浅。国家的“国”，他念成“乖”。该学拼音时，周老师说他也不会，就不教了。结果，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因为不会拼音，我每次考试的那五六分总是丢掉。拼音在我面前就是一座山，困扰多年。直到上了中师，学了拼音，我才恍然大悟，拼音其实并不难啊！那个期末考试，只报听写，不考拼音，算术记不得考什么了，反正两门课，我都考了一百分。暑假过后，第二个学期（那时一个学年是从年头至年尾），我转学到了父亲所在工厂的子弟学校。一天上课，班主任易老师让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老老实实告诉她：“我不会。”结果引得同学哈哈大笑。易老师严肃地批评他们：你们笑啥？你们的学习成绩都比不过他呢。我汗颜，易老师哪里知道我那两个一百分的真正内涵呢？后来我知道，同学们笑我的原因，学生回答不出问题，都是低着脑袋，站着，一声不吭，等着老师发配，唯有我初来乍到，实话实说，乡巴佬一般。后来，我也学会低头站着不吭声了。风尚、风气、风俗和一些生活的潜规则，时刻就笼罩在身边，力量和影响其实是挺大的。
几天后，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林彪叛逃摔死了。于是，墙上挂着的林彪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的画像被摘了下来，开始批林批孔。我至今也没有整明白，林彪与孔老二是怎么瓜葛在一起的？
乡音有时候还是很“害”人的。一天，父亲让我去镇上请税务所的老蒋来吃饭。父亲的口音与周老师的口音如出一辙，除了把“国”说成“乖”，还把“税”发音成“废”，因此“税务所”三个字在我嘴里就鹦鹉学舌变成了“废物所”。我敲老蒋的门，里面无人应。隔壁有穿制服的出来，问我找谁？我便说找“废物所的蒋叔叔”。我记得对方问了好几遍：哪个单位？我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同样的回答，但是，额头被问得冒汗了。对方无奈地摇头：没有这个单位。打道回府，我一路疑惑着，如坠云里雾中。老蒋自然少了一顿口福。
粗粮
我虽然生在一个贫家，却天生一张富贵嘴，吃不了红芋和玉米。红玉，有的地方叫白薯、红薯、地瓜、山芋，等等，名称繁多，可见分布之广。颍州人甚至国人，将一种食物以“玉”字命名，足见其在心中的珍贵和份量。这两样东西，俗称粗粮，对我来说，玉米粗糙，难以下咽，只吃玉米糁子做的稀饭；红玉吃多了，胃多酸，难受。小麦和大米均是细粮，可是小麦产量低，种得少，土地缺水，根本不种稻子。有几年，正赶上农业学大寨的热潮，沈庄的地里也种上了稻子。为了浇水，地头挖了机井，一头毛驴被蒙着眼睛，天天绕着机井转，水被源源不断地抽上来，浇在稻田里。那些稻秧自始至终都是黄瘦干巴，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不良，根本没有收成几把米。红玉、玉米、高粱仍是颍州人的主要食物。
红玉产量高，种植面积大。每年红玉收获的季节，村里人都是没日没夜地忙。一垅垅红玉被犁出来，露出红红的肤色，然后收拢在一起，一堆一堆的。生产队当即分到各家，各家想办法运回。家家挖地窖，把红玉贮藏在地窖里，能吃整个冬春。地窖装不下，就切成红玉片，晒干，用秫秸编成的席箔围囤在家里，可蒸煮，更多是磨成面，做成多种食物。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仍是红玉的味儿。
粗粮也是来之不易。一天晚上，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就把我带去了收红玉的地里。月亮出来了，还有零零星星亮着的马灯，红玉地里一片明亮，人影穿梭，热火朝天。人们用筐挑，用篮子㧟，用板车拉，用麻袋背，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来不及运的，就地削成红玉片，撒在地里，等着第二天的太阳。母亲刚装了一篮子红玉，正碰上村里两个年轻人，抬着一台半自动削片机，一只铁斗，铁斗底部有一个刀片，红玉倒进斗里，然后摇动手柄，红玉片便哗哗地出来了。一个村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台吧？比用那些绑在长条板凳上的刀片一下一下地手削，快多了。在我妈的要求下，他们停下来，帮忙削了一篮子红玉。我妈说着感谢的话。那天晚上，地上撒了一片鱼鳞白，在月光下熠熠生辉。
天还是下雨了。是个下午，突然就下起了大雨，哗哗的，屋外一片烟雨迷蒙，耳朵眼里灌满了雨声、风声。我孤独在家，不知道怎么就爬上了窗台。泥墙上留个口子，贴墙中间弄点木棍嵌入墙里，就成了窗棂。我站在窗台上，紧紧抓住窗棂，望着屋外哗哗的大雨，感到恐惧。地面上的水很快漫漶一片，往低处流淌。流动的水里，冒起了一个个大大的水泡，那些水泡，破灭，再起，再破灭。从没有见过这阵式，我吓得大哭，一边哭一边喊，妈呀，你咋还不回来？天上下大雨了，地上的水都起水泡了！我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嘶喊，一声声地哭，直至声音喑哑、绝望。
住在东厢房的大娘打外面进来，安抚我：别哭了，你娘马上就回来了。我哪里听得进去，仍然哭嚎不休。那个下午，我就眼巴巴地盯着雨，盯着地上的水，盯着一个个大水泡在水里移动，然后破灭。像是盯着一个个小小的游戏。那个雨景，我至今记得，但是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以后是个什么情景，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曾经被红玉吃伤，发誓再也不吃红玉了。能不伤吗？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红玉。稀饭、面条、馍，煮、蒸、炒，几乎都是红玉。也没有什么菜，只是辣椒多，把辣椒砸碎，放点盐，蘸着吃。人们自嘲说：红玉面馍蘸辣椒，越吃越长膘。而我呢？越吃越瘦，瘦得像猴。有许多年，大米白面敞开吃的日子，我碰都不碰一下红玉。
近些年，红玉又成了好东西。专家宣传其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是“长寿食品”，有抗癌、保护心脏、预防肺气肿、糖尿病、减肥等功效。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中医视红玉为良药。于是，强迫自己再吃红玉。此时吃红玉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质的变化，是对营养的补充，是对身体的保健，且红瓤、黄瓤的都有，味道远比从前的好。边吃边感慨，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那么多人能够存活于世，是要感恩红玉的。
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有记载：
明万历二十一年（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到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看到白薯，想把它带回祖国。但吕宋不准薯种出口，他于是“取藷（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万历二十二年福建遇到大荒年，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白薯的许多好处，于是命各县如法栽种，大有成效，渡过了灾荒。后来陈经纶的孙子陈以桂将白薯传入浙江鄞县。又由陈以桂的儿子陈世元传入山东胶州。胶州比较冷，不容易种活，还每年从福建补运薯种，并传授藏种方法。陈世元又叫他的长子陈云、次子陈燮传种到河南朱仙镇和黄河以北的一些县；三子陈树传种至北京朝阳门外、通州一带。陈世元并著有《金薯传习录》（金薯之名系用以纪念金学曾）一书，介绍白薯的栽培方法。陈氏一门六代，对白薯的推广作了不懈的努力，后来有人在福建建立“先薯祠”，表彰他们的劳绩。历史是不应该忘记陈振龙的名字的。
红玉的亩产量为谷子的10余倍。清周亮工《闽小记》中记载：“泉（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我国西汉时人口有六千万，直到明末，经过千多年的发展，还只有一亿人，可是到清乾隆时就猛增至两亿，清末就是四亿人了，这其中从新大陆传入的玉米和红玉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玉米面做的窝窝头，我仍然很少吃，只啃玉米棒子，喝玉米糁做的稀饭。但是，在我心中，也像感恩红玉一样感恩玉米！
我国关于玉米的记载，最早见于明正德年间的《颍州志》（年）。孙机认为，玉米传到颍州之前，肯定在沿海地区已有栽培，而且记进《颍州志》时，也不会是传入的第一年，所以很可能在公元年前后就传到了中国。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年，玉米的传入距此不过十年左右，快得惊人。
时不时吃些玉米、红玉，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粗粮的兴盛，无意间再一次证明了，“现在”若想与“从前”一刀两断，泾渭分明，看来并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
西瓜
年10月。一天，我漫步在小区门前的通惠河边，傻傻地望水。这时候，电话响了，家乡亲人告诉我，奶奶94岁高龄去世了。我一时怔住，真的傻了。河水黑黑的，缓慢而无声地流淌，一如我此刻的心情。
翌日一大早，我立刻赶往乡下。
按照家乡的风俗和规矩，丧事有条不紊地进行。老人高寿，算是喜丧，大家的心里都还比较欣慰和安静。我自小随父母离开家乡，其后曾经回过几趟，有时待的时间也不短，但是记忆仍然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初。前来吊唁的人，我大多不认识。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是奔天命之人，从前庄里熟悉的老人已经悄无声息地过世，年轻一茬的人悄无声息地来到这个世界，于我是完全陌生的。同辈人中，有的去了外地谋生，站在我面前的几个，大都面目模糊，似是而非，恍如云烟。时间，不仅是一把无情的雕刻小刀，还是一个雕塑高手，可以让人在岁月的长河中，悄无声息地完全走样脱形。
沈庄，一个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村庄。好在，气息和遗传密码并没有改变，陌生的只是外形。三言两语，那熟悉的乡音，熟悉的笑容，熟悉的淳朴，就已经将沉睡的细胞唤醒，同宗同姓的天然亲情立刻将身心笼罩。
我问到村西头的三老爷，他怎么样了？
他们告诉我：死多年了！
不觉心下凄然。那是个多么慈眉善目的老头。在沈庄，三老爷也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有个口头禅：可怜呀！说起什么事、什么人来，都会随口来这么一句，可怜呀，于是，乡亲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可怜。他结婚比较晚，老婆半路上死了，留下一个儿子。后来又找了老婆，老婆抱养了一个小妮，算是儿女双全。三老爷长得白白净净，心灵手巧，做鞋、做衣服，手艺比女人还要好。传说，刚结婚不久，媳妇做鞋，他拿过来看了看，随手就扔了，然后自己动手做。对那些会厨师手艺的人，乡人称作“居匠”，三老爷是方圆有名的居匠。周围庄子上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我父母那次回乡，特意去看过他，母亲说，他的眼睛似乎肿在一起，睁不开，袖头子脏得明晃晃的，发硬，像剃头匠使用多年的荡刀布。大风把他家的房子给掀了，房沿上的麦草被胡乱压着许多泥巴墩子。后来，三老爷就死了，他的老婆也死了。老一辈人都感叹，一个一辈子极讲究、极爱干净的人，死前竟然弄得那么脏！
说实话，三老爷活在我心中的理由，更多的是因为西瓜。我一直对西瓜感到神奇，咋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长啊长啊，长成了那么甜的瓜瓤呢？南宋文天祥在《咏西瓜》一诗中，有诗句“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元代王祯在《农书》中，用“醍醐灌顶，甘露洒心”来形容吃西瓜时的感觉。这些，也是我的感觉啊！
三老爷那一年种的西瓜，一直鲜活地生动地生长在我的记忆里。随着年岁的增加，他的那些西瓜愈来愈沉，几乎让我承重不起。
那年夏天，颍州持续干旱，不见一滴雨。天，像一个烙饼的大鏊子倒扣在头顶上，让人透不过气，烤得人畜无处躲藏。狗拖着长舌头趴在树阴下，连叫的力气都没有。地晒得裂了口，庄稼蔫头耷脑，大地似乎点一根火柴就会冒烟。偶尔去赶集，见柏油马路也被晒化了，油汪汪的柏油能把行人的鞋粘掉，马车轮子撕扯路面的声音，让人听了心里像塞了一把麦芒。
人们躲着太阳不下地。不是怕热，乡下人从来都不怕热，只是，有水也不敢白天浇，怕把庄稼烫死。只等太阳落下，或是太阳还没有出来时，才忙着上河沟去抢水，一担担挑去浇地。井越打越深，水越来越少。那是我见过的最忙的一个夏季了。
每天傍晚，三老爷都会挑着两只木桶，从家里出来，去给西瓜浇水。他和老伴住在村西头的两间土坯房里。我们这些孩子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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