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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作为“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一部署工作的组成部分，浙江省自年至年开展了“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即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该书“前言”。
浙江为海陆交汇的吴越之地，自东汉三国时期起，佛教已传入境内。总体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龛窟集中在杭州地区，尤以五代吴越国和元代开凿数量最多。杭州可称为10世纪以后中国石窟造像的中心。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佛、菩萨、弟子、罗汉、高僧、天王、童子等多种佛教造像题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造像。种类丰富的石刻题记也是浙江古代石窟造像的一大特色。
一、浙江石窟发展简史
浙江为海陆交汇的吴越之地，自东汉三国时期起，佛教已传入境内。东晋以来，会稽郡剡县一带高僧云集，谈玄论道。南朝齐梁时，剡县（今新昌）石城山弥勒大佛开凿，为我国南方最早的大型石窟造像；鄮县（今宁波）阿育王寺则是当时公认的华夏排名第一的释迦真身舍利塔。浙江现存南朝石窟寺，主要有新昌大佛（即剡县石城山大佛）、新昌千佛岩等，可知剡县在东晋南朝时期江南佛教的重要地位。
隋代高僧智顗在天台山创立天台宗。至唐代，明州鄮县阿育王寺、台州天台山已是名闻东亚的佛教圣地。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后，中国佛教中心南移，浙江成为唐代以后佛教的中心地。越州、杭州、台州、温州、婺州等地，大寺林立，名僧辈出。浙江现存的唐代石窟较少，主要有绍兴羊山大佛、绍兴柯岩大佛、建德玉泉寺石佛等，集中在越州地区，以大佛造像为主。
五代吴越国时期，钱氏三代五王奉行“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大力扶持佛教，在境内广泛建寺立塔、开窟造像。吴越时期的佛教与王权联系紧密，具有强烈的护国色彩，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吴越国遂为“东南佛国”。末代国王钱俶礼佛至诚，任用德韶、延寿等法眼宗高僧，鼓励信众发愿净土、营造经像。国都杭州，寺塔营建和造像工艺臻于鼎盛。吴越国时期的现存石窟，几乎全部分布在杭州西湖周边，包括圣果寺、资延院（慈云岭）、石龙院、神尼塔、灵鹫院、石屋院、烟霞院、慧日永明院（净慈寺）、天龙寺、香严院（九曜山）等寺院造像，其中部分造像属于钱氏王家敕建。
北宋以后，禅宗和净土在两浙地区的佛教信仰中占主流地位。南宋定都临安，浙江成为全国性的佛教中心，禅宗鼎盛。官方建立禅寺“五山十刹”制度，浙江一枝独秀，占其五山六刹。僧人倡导和实践净土信仰，民间盛行起塔造像、念佛结社。同时，道教作为国家信仰，亦极盛兴。北宋造像主要分布在杭州青林洞、玉乳洞、石佛院、大佛寺等处；南宋造像则有杭州通玄观道教造像、南观音洞、宁波补陀洞天等处，体现了宋代“三教融合”的发展趋势。
宋元鼎革后，汉传佛教衰落。藏传佛教被奉为国教，在元代皇室的支持下，深度影响汉地。以杭州为中心设置的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由西夏人杨琏真迦管理，治所在飞来峰前的永福寺。杨琏真迦支持开凿的飞来峰造像群，汇集了南宋禅宗造像和元代萨迦派造像两种不同风格的造像艺术，是宋元之交努力融合汉藏文化的尝试。白云宗为元朝统治者所推崇，势力极盛，余杭南山普宁寺为白云宗的传教中心，由其开凿的余杭南山造像，规模宏大。
明清时期，三教融合，蔚为主流，宗教信仰更加世俗化。观音信仰流行，普陀山在明代被确立为观音菩萨道场。家庭、民间造像供养逐渐替代寺庙造像供养，布袋弥勒、送子观音等题材为信众所喜闻乐见。道教、儒教题材的造像也应运而生，甚至组成三教合一的造像龛。该时期的石刻造像遍布全省，如杭州宝石山、西山庵，绍兴石屋禅院、余姚胡公岩、普陀山潮音洞等。
总体而言，浙江古代石窟造像，八成以上的龛窟集中在杭州地区，尤以五代吴越国和元代开凿数量最多。因为杭州作为吴越国和南宋都城，自五代起就是两浙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中心。进而言之，杭州甚至可以称为10世纪以后中国石窟造像的中心。
年“浙江石窟寺专项调查”期间调查队在宝石山大佛寺造像前合影二、浙江石窟的龛窟特点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僧侣们选择在城市以外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以“岩居”“洞居”的形式修行。4至7世纪，我国最早出现的石窟，仿照印度和中亚石窟制度开凿，分布在新疆、河西、中原等地区，如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5世纪后期，石窟制度传入南方，新昌大佛和千佛岩均开凿于此时，是我国南方最早建设的石窟。这些石窟，本身即为寺院主体建筑或主要组成部分，僧人的礼拜和修行主要在石窟中完成，可谓名副其实的“石窟寺”。
盛唐以后，伴随着佛教中心的南移，北方不再流行开凿大型石窟。9至13世纪的石窟造像主要分布于南方的巴蜀和浙江地区，如四川安岳、重庆大足、杭州环湖诸山和飞来峰等处。吴越国时期敕建的个别大型石窟，如圣果寺、资延院等，仍然延续早期石窟寺的传统，结合窟前建筑，具备或部分具备寺院主体建筑的功能，仍可勉强称为“石窟寺”。
但是，浙江五代至宋元时期绝大多数的石窟，以“摩崖龛”为主，在寺院附近的山崖上，开凿于浅龛之中，以群组的形式出现。这些摩崖造像，仅有小型窟檐遮挡，只是某座寺院的从属部分，不再具备“石窟寺”的基本形态和功能。
明清时期的摩崖造像，多为民间主持开凿，遍布各地，呈现点状分布的趋势。一部分的摩崖造像，不再附属于寺院，而独立散布于山野之间、道路之侧。除了少数规模较大的群组之外，多数摩崖造像只有零星几龛甚至一龛。造像大多技法粗拙，体量偏小，甚至有近似涂鸦的线刻作品，难以区分宗教或题材内容。该时期的摩崖造像，可以说已脱离寺院的范畴，成为广泛民间信仰的一部分。
从龛窟的形态、功能两个维度考察，浙江古代石窟造像，仅在南朝时期的新昌存在极个别的名副其实的石窟寺，而五代以来大量存在的带窟檐的摩崖龛造像，以及部分在天然溶洞内开凿的摩崖造像——这些造像龛群，可能雕造于同一时期，也可能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寺院的造像龛组成，甚至可能与寺院无关。
试举一例，浙江流行的罗汉造像，往往没有规则的龛形，或单独一身，或三两成对，或分成两排三排甚至多排，难以区分龛数。因此在编制罗汉造像的龛号时，习惯将相对集中的罗汉群组，编为一龛。如飞来峰青林洞第7龛有7身罗汉造像，第17龛有18身罗汉造像，第14龛则有多达50余身罗汉造像。这种编号方式，存在着一定的主观因素，造成不同时期的调查报告，出现了各不相同的龛数，亟待统一和规范。
这就充分说明绝大多数的浙江古代石窟造像，无论形态，抑或功能，与严格意义的“石窟寺”概念不符。
但是，至年开展的“浙江省石窟寺专项调查”，是“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统一部署的工作的组成部分。石窟寺，作为一种顺应山势开凿的寺院和龛窟的总称概念，与中古时期我国西北和北方地区的佛教寺院发展历史相适应，却不适用于五代以来浙江佛教摩崖造像的实际发展状况。如果生搬硬套“石窟寺”的概念，势必会给浙江石窟造像的调查、分类和研究带来困扰，因此我们在资料整理、报告编写阶段，就有意识地以更普适的“石窟造像”概念，替代原来的“石窟寺”概念。
这就是本书取名为《浙江石窟造像调查报告》而非《浙江石窟寺调查报告》的原因。
三、石窟造像的题材特征
浙江石窟造像，包括了佛、菩萨、弟子、罗汉、高僧、天王、童子等多种佛教造像题材，以及少量道教、儒教和民间信仰造像。其中，布袋弥勒、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的题材，最具浙江地方特色，是10至12世纪佛教持续中国化的典型反映。飞来峰元代藏传佛教造像，则是13世纪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珍贵遗存。
吴越国时期烟霞洞之白衣观音像早期石窟造像，如南朝剡县石城山大佛，唐代羊山大佛、柯岩大佛，均为当时流行的弥勒大像题材，代表了弥勒信仰的流行。至吴越国时期，弥勒造像组合趋于定式，如九曜山香严院、玉皇山天龙寺的一铺七尊组合，弥勒承袭了唐代风格的倚坐佛像。吴越国时期的明州神僧契此，俗称布袋和尚，因其弥勒化身的灵异神迹，在北宋时被神化，成为国家信仰。自北宋初期起，浙江率先出现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形象，成为弥勒造像的新形式，后来风行海内，甚至远播西夏，在明清时期更成为弥勒的标准造型，深受民众喜爱。浙江石窟中现存最早的布袋弥勒造像，是开凿于元初的飞来峰冷泉溪第45龛和第68龛的布袋弥勒，继承了南宋时期的风格。此外，北宋末杭州大佛寺的弥勒大像，则走出另一条新路，建造了气势恢宏的半身大像，成为宋元时期江南大像的另一种流行趋势，但后世渐趋衰微。观音信仰自5世纪初期《法华经》的译出，即在中原地区流行。至唐代，观音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菩萨，与大势至一起构成“西方三圣”，主要出现在净土经变的造像题材中。五代吴越国时期，延续了唐代流行的净土信仰，在杭州地区大量开凿西方三圣造像龛，如凤凰山圣果寺、慈云岭资延院、飞来峰灵鹫院等。同时，单尊的观音造像龛，也悄然兴起，如将台山石龙院、飞来峰神尼舍利塔院、飞来峰灵鹫院、玉皇山天龙寺等处，均有单尊的杨柳观音或水月观音形象。尤其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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