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傅国涌先生在年7月26日在《教师博览》首届读书论坛（江西弋阳）上的讲座文字稿，由本刊编辑甘甜根据录音整理，经过傅先生本人审核，网络上系首次发布。
诸位老师、教育界的朋友，非常高兴来到美丽的弋阳，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弋阳，这个地方确实就像一个我所熟悉的80年代的县城，我十分喜欢，我是80年代人，80年代是我的青春岁月，我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我的青春时代。这里人好、山好、水好、空气好，重要的是后半夜没有一点车声，安静的好。这么好的地方经济落后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GDP不决定一切，教育的竞争才决定一切，如果弋阳有好教育，有好的教育局长，弋阳就是全国最好的县之一。
感谢《教师博览》，我是《教师博览》的老朋友，《教师博览》从文摘版到原创版，我一直是他的作者，原创版创立之前就邀请我参加了他们创刊前的座谈会，和许锡良先生和其他教育界的同仁到庐山去游览了两天，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江西人热情、弋阳人热情、教博人热情，刚才我的老朋友方新田说：“热情地欢迎您演讲。”我记得所有讲座大家都说“热烈欢迎”，但是今天不一样，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热情。同时我感到弋阳这个地名，真是一个好地名，止戈为弋，天下太平，从战争到和平、从暴力到建设就是一种美好，教育是一个和平的事业，人类文明最重要、最宝贵的成分就是教育，除了教育还是教育。无论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从本质的意义上他们都是教育家，无论耶稣还是释迦牟尼，从本质的意义上他们也是教育家，人类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教育，育人，教化，就是把人从野蛮人变为一个文明人，变成一个尊重人性、尊重人道、尊重人权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文明的人。感谢《教师博览》举办一个这样的读书论坛，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老师有机会在美丽的江西，在弋阳相遇，相遇是人类最美好的一个词，是我人生中最热爱的一个词，我十分喜欢“相遇”这个词，世上一切的美好都是从“相遇”而来的，我和我太太相遇，就有了爱情，世上还有比这更伟大的相遇吗？每一位亲爱的朋友都是因为相遇了另一半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享受自己的幸福。我想追问一句“教育是什么”，教育也是一种相遇，教育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相遇。
江苏有一个高邮县，那里最有名的好像是咸鸭蛋，但是那里出了一个有名的小说家汪曾祺先生。汪曾祺在县立第五小学读书时遇见了国文老师高北溟，是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遇见的。正是高老师，他们学校那首校歌的歌词作者，带他走进了最初的文学世界，若干年后，少年汪曾祺考上了西南联大，成为沈从文和朱自清的学生，也是沈从文最喜欢的学生。沈从文对于汪曾祺来说当然十分重要，汪曾祺不遇见沈从文可能成不了一代作家，但是今天我更确定地说，他在小学五年级遇到的高老师，那位校歌的作者，对于他，也许更为重要。只有少年时代遇见过高老师，当他青春时代遇到沈从文老师时，才会将他生命的灯全然点亮。许渊冲先生是江西人，中国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之一，就是他把唐诗宋词翻译成英语、法语。许渊冲当年毕业于南昌中学，他在南昌中学遇到过一个叫汪国镇的国文老师，后来他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成为吴宓先生的学生，但是他在中学时代打下了极好的国文基础，他的翻译极为精彩。我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位江西人的厉害。李白的那首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怎么才能让外国人一读就能明白诗真正想要传达的意思？因为外国人并不一定把月亮与团圆挂起钩来。他思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精妙的表述，先用一句“apool”把月光暗喻作水，最后一句又用“drowned”把思乡之情也比作水，这样就用水将明月与乡愁巧妙地联系起来，译成了“床曾经在如水的月光中，于是我也沉浸在乡愁中”。如果说人生就是怀着乡愁冲动四处去寻找家园的过程，那么教育就是为了更好地安放你的精神家园，一生一世。这两句诗翻译得太好了，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已经很难了，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或法文就更难了。江西应该为20世纪产生了许渊冲这样的翻译家而感到骄傲，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养育了许渊冲，他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也是南昌中学毕业的。中学小学太重要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学教授是先生，小学教师更是先生》，小学教师比大学教授更重要，他们对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影响更大，小学教师的讲台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读大学的。
我曾做个三个学期的乡村中学教师，那是遥远的和，我十分怀念这段乡村中学任教的生涯，那里有好山、好水、好空气，还有一片美丽的石子滩。许多晴朗的黄昏我都在石子滩上仰望月亮升起来，在那里读书交朋友。我曾编过两本跟中小学有关的书《过去的中学》与《过去的小学》。
教育到底是什么？不仅汪曾祺在小学遇见了汪老师，许渊冲在中学遇见了汪国镇。在南开中学，从天津直到抗战时期的重庆，作家黄裳、作家（《思痛录》的作者）韦君宜，翻译家齐邦媛他（她）们，都在国文课堂上遇见了一个叫孟志荪的老师。孟老师的课上得有多好呢？他讲庄子的《逍遥游》，开头就说：
孔子抓住一个“仁”，孟子抓住一个“义”，庄子什么都不抓，但他拥抱了全世界。
这样的课堂，这样简洁明快的语言，很快就能抓住学生，进入“逍遥游”的世界。
孟老师最精彩的还不是这样的课堂，而是他开的几门选修课。他在重庆南开给高二学生开了《唐诗选》，给高三学生开的《宋词选》。这两门选修课让齐邦媛女士一生感恩。她在回忆录《巨流河》中深情地回忆遇见孟老师的故事，将来她还要在武汉大学遇见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朱先生叫她背了几百首英文现代诗。她说一生就带着三个“几百首”，即高二背了几百首唐诗，高三背了几百首宋词，还有大学时代的几百首英文诗，中外文学的装备不仅滋养了她的一生，也给整个台湾的当代文学带来丰盛的祝福。还有一位叫谢邦敏的同学也是重庆南开中学的，高中毕业时，物理交了白卷，他在白卷了填了一首词：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
卷子交上去后，他的老师魏荣爵，也是全校物理教得最好的老师也在卷上写了一首诗：
“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于是谢邦敏同学物理不用补考了。当年他考入西南联大法学院。四年以后他成为北大法学院年轻的老师。谢邦敏一生中最美好的相遇竟然是一位物理老师，虽然他的物理是零分。人生之美好莫过于此，教育之美同样莫过于此。在孟志荪老师、魏荣爵老师的背后站着南开中学伟大的校长，中国教育史上的柱石张伯苓先生。教育是为了成全人，人与人的相遇可以变得如此之奇妙。
钱穆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遇到了他的恩师吕思勉先生，将来严耕望、余英时将在课堂上遇到他。今天还健在、还在南开大学上课的叶嘉莹先生，当年她在辅仁大学遇见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老师顾随先生，而她带出来的弟子今天已遍满全球，包括今天江南大学的年轻才女黄晓丹博士。一代一代的传承都是由于相遇。金庸也在小学五年级时遇见了国文老师陈未冬，请他一起办班刊；在高一时他在壁报上贴出的《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曾得到高三国文老师、研究戏曲史的学者钱南扬先生赞扬。许多年后他成了武侠小说大家，他仍念念不忘这篇早已散失的小文。人生的起点往往比人生的终点更重要，如果你同意，你就更看重起点，因为每个人的终点都是相同的，而起点是不同的。我不再举例子了，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感谢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他们有那样美好的相遇。相遇就是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人的相遇，特别是老师与学生的相遇。因为透过人与书、人与人的相遇，将实现人与美的相遇。与美的相遇就有了文学、美术、音乐等等，当然还要实现人与真的相遇，于是就有了历史学、社会学，有了自然科学。同时还有与善的相遇，因此有了伦理学、政治学、哲学等等，这一切都是相遇带来的
教育不仅是一种相遇，教育也是一种选择，教育是人主动选择的结果。教育不是天上自然降下来的雨水，不是天上主动出的太阳，教育是人主动地对自然、社会乃至一切挑战的回应，有极大的主动性，有些人喜欢读书，有些人不喜欢读书，这就是一种选择。
教育是一种积累。教育不是天上掉馅饼，不是一夜暴富，一天早晨醒过来家门口堆着黄金。这样的事，古往今来都没发生过，教育是一种积累，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零开始的积累。钱钟书先生是积累，钱穆先生是积累，叶嘉莹先生是积累，所有的人都是积累出来的。
我还想说，教育是一种超越。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可以超越同时代的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就比巨人看得更远、看得更高，教育是一种积累型超越。几年前，在一位做教育的朋友那里第一次听说“积累性超越”这个说法，我就很喜欢，有了积累才会有超越。
什么是教育？最后我想概括一句话，教育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它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教育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宇宙的终极关系，这才是教育最终要解决的。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回答教育是什么，我会说，教育是一种建设力。建设性力量缩小成一个词，可以叫建设力，这是我造的一个词，与破坏力相对应。
那么教育的重心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哲人、教育家其实都还没讲清楚，我也没有能力讲清楚，但是根据我个人从小到大，自童年开始阅读以来建立的一点点有限经验，我想把教育的重心放在“阅读”上面。如果把阅读看作是教育的重心，在所有的相遇中，首先就是人与书的相遇。人与书的相遇就是与古今中外的灵魂相遇，人文学科、自然学科、社会学科无所不包的阅读，这叫做阅读，不仅仅是狭隘的文学阅读。长期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有一个理解的误区，就是把阅读误解为文学的阅读。这样的理解是狭隘的，文学阅读只是一个起点，不是全部。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小学生一定要去读哲学、自然科学的高深之作。文学通向美，带出善与真，而其他的学科如自然科学带出的是真，通向的是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围绕着善，同样通向美。三者之间是相通的，真善美是一个循环的圆圈，圆形思维是中国人缺乏的思维，其实在轴心时代，中国人是注重圆形思维的，我们的思维是圆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我们的思维变成方的了，方的就出问题了，应该是圆的。地球是圆的，真善美应该是一个圆的关系。
二
所以我们在讲教育的时候，我们讲的其实就是阅读，正好今天的论坛就叫读书论坛，天下还有比读书更美好的事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读书当成最美好的事。在许多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宅，常常能遇见这样的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可惜我们今天把长期以来的读书传统给丢了，对书的敬畏感，以及读书的风气都消失了，读书才是人类文明最核心的部分。读书是什么？读书是自我解放，是自我成全，蔡朝阳先生将会带来他的新书《但得爱书人似我》，但得天下老师都像他一般爱书，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没有颜如玉，但书中有过去、有将来，埋藏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因素，在书中你可以找到你自己，可以找到将来。
感谢《教师博览》搭了这样一个关于书的舞台，让我有机会分享自己与书的故事，和我老师的故事。
在我的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是什么，我想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人生最美是相遇”。相遇就是我的人生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人与书的相遇，我遇见了书，书遇见了我，大约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要出一本书《精神历程——36位中国当代学人自述》，主编约我写一篇文章回忆自己的阅读史，我写了一篇《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讲述了我从小学四年级也就是10岁到40岁三十年间的阅读史。我用这5个词来概述我三十年的阅读生涯：饥不择食、狼吞虎咽、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不求甚解。透过这5个词，可以看见自己少年时代到不惑之年对书的狂热、痴迷、喜爱，那种深入骨髓的感觉，我与书的关系是人书合一，书与人不可分割，书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人笑话我：“这让你的太太情何以堪？”
感谢这些书，我被这些书点亮了，这些书成了我人生的起点。
今天许锡良先生也在，记得我那篇文章发表后，他曾写了一篇蛮长的博客，说和我的阅读史有蛮大的重叠，因为我们是同时代人，都是60后老男人。他的这篇文章偶然被我看到，于是我们9年前就成了朋友。6年前我们在庐山上相遇，也是《教师博览》成全了我们。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是我19岁那年遇见的，在此之前我是古典文学的爱好者，美学的爱好者。我自10岁开始读《水浒传》，读到高一，除《红楼梦》以外，我几乎把当时找得到的古典小说一网打尽，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到的小说都一一找来读了。年的夏天，我有机会到北京、天津、杭州，那是我第一次远行，十六七岁，买回来一批古典小说研究、戏曲研究的著作，从中寻找阅读的线索，但古典文学的阅读兴趣却慢慢地转向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年，一个偶然的机遇让我接触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黑格尔的《美学》、《精神现象学》等，我一头撞进那些汉译名著当中，从此我的偏好就转向了理性、抽象的书。这批绿封面的汉译学术名著曾是我最喜爱的书，我人生的起点就源自于这样的一批书。这些都是我青春时代曾一读再读的书，其中有些书我读过三遍，做过两遍的笔记，比如孟德斯鸠的《法意》、《论法的精神》，我先借到《法意》，读了个半懂不懂。我还曾在笔记本上抄过洛克的《政府论》下册、密尔《论自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成了我最早的手抄本，因为这些书当时买不到，都是图书馆借来的。现在当然都很容易找到了，书店很多，图书馆很多，但不大有人看了。在书供应不足的时代，人们饥渴地寻找书；在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拒绝书、抛弃书，时代就是这样的诡谲。后来我又走向了蓝色封面的书，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都吸引过我。然后就是这些黑皮书，20世纪的哲学译丛，西方的各种哲学译本，从柏拉图到康德，从卢梭叔本华、尼采到萨特、海德格尔，都曾经是我青春时代的伴侣，我带着他们走遍中国，他们是我一生的梦，也是我一生的起点，我要带着它们走完我一生在地上的行程。这些书太美好了，
最后我走向了历史阅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布罗代尔的《15到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把我带进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少年时代以来的知识背景不是中国近现代史，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在温州教育学院读的是中文专业，我最初的装备是文学，我不同的时间点先后爱上过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最后我的落脚点是中国近现代史，与我少年时代的积累看上去没有关系，但实际上有极大的关联。正是带着这些阅读准备，我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历史演变的脉络。我感谢青春时代的阅读。人与书的相遇我今天不展开讲了，因为前面说的那篇文章已讲得很详细，我三十年的阅读史，大致上在那篇文章里都有了，比我今天讲的更丰富、更全面，那里有一个很庞杂的书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囫囵吞枣通读了50卷的大部分，因为我一直想弄明白马克思那句极为重要的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为了理解这句话，我翻遍了马恩全集，后来把《鲁迅全集》也通读了一遍。
三
接下来我想讲的是人与人的相遇。在我的人生中，除了书最重要的就是人，我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老师。第一个老师是年遇到的，他叫徐保土，并不有名，那时他是我们（浙江）乐清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也做过我母校乐清大荆中学的校长，80年代他是我们县传说中的文章第一高手，散文写得很好。他的散文当时登在《浙江日报》上，还登在英文版的《中国》杂志上。他不是我的老师，他太太卢鸾娇老师是我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刚进初一时，她让我们写第一篇作文，好像是《我们的校园》，她就发现我有一点写作的天分，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自偏僻的山沟里，哪会写什么文章呢？无非是“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之类的，鲁迅这样写，大家说他是天才，我这样写，只能说我是庸才。但是我们的校园，一进门确实是“一棵是梧桐树，另一棵还是梧桐树”，我大概写了我对这些梧桐树的印象。初二的暑假过后，她布置了一篇作文，大约是记暑假里的一件事之类。一开学，我交了一篇，内容是“捉石蟹”。不久，卢老师的丈夫徐老师来了，有一天中午，她将我叫到她的宿舍兼办公室，说我那篇作文写得不错，叫徐老师指导我修改，拿到报纸上去发表。我是年进的雁荡中学，就是“天下奇秀，然自古图牒未尝有言者”的温州雁荡山。我见到陌生的徐老师有点拘谨，紧张，站在那里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因为大人物我从来没见过。那年我14岁，怕生。他和我说的其他话我都忘了，只记住三句话，他说这个地方应该这样修改，应该这么说这些螃蟹大的大小的小，四处乱爬，“先抓大、再抓中等的，然后再抓小的”。我原来是胡子眉毛一把抓，但是中间为什么要加一个层次“再抓中等的”我当时不明白，心里还在想，这样写是不是多此一举？这句话并不是很好的表述。但我照着他说了，修改了。很快在当地的《语文小报》上发表了，题目就叫《捉石蟹》，听徐老师说，这篇习作还被《浙南日报》（《温州日报》前身）转载了。
我估计他指点了我大约三、五分钟，但这三、五分钟却成了我这辈子写作的起点。后来我看了吴冠中先生的画，就明白了徐老师何以要分三层，三层就比两层更细更密更好。这是叙事的本事，是文章之技术，我从徐老师那里得到了最初的叙事启蒙，将来我的事业是历史写作，用的其实都是徐老师教我的技术，叙事的生命就是细节、层次。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那三、五钟有何等重要，他其实说出了文章之奥秘。文章之奥秘就是朴素，就是有细节，就是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徐老师有一篇散文《我爱中折瀑》，发表在《浙江日报》上，是我少年时代读得滚瓜烂熟的范文，也是我真正带我走进母语优美世界的入门之文。今天看来或许它不是特别好，少年时代读来却曾惊若天人，他写的是雁荡山有名的景点之一中折瀑。他开头说：
“三折瀑是一脉明亮清澈的山泉，从雁荡烈士墓后边，挺拔巍峨的山上，三越重岩云崖，飞流直泻，构成奇异的上、中、下三个姿态不同的瀑布……”
然后他开始讲故事，讲了一个烈士的故事，然后开始写风景，写感受，写细节。
这些句子，我曾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过。
这篇文章是我或年读到的，让我极为动心，因为雁荡是我的家山，我就生在雁荡、长在雁荡。这么好的文采来写雁荡，让少年的我很痴迷，后来他竟然来指点我写作文，所以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是多么的高。
年的春天，我18岁那一年，雁荡山已成为第一批四十个国家级景区，要办一所旅游学校，没有教材，我受历史老师盛笃周之邀，一起编写了第一本训练导游的《雁荡山名胜古迹》，大约印了册。这本小册子一共四十篇，四万字，我大约写了三十几篇，老师把大部分稿酬给了我，元，面值十元的，厚厚一叠，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笔巨款。写这本小册子，不仅是叙事，还有历史考据，这大概可以算是我少年时代从读到写的一个转换。当年，这本小册子里的文章，有的被登在《浙南日报》，另外有7篇被收入了当地政协印的出版物《雁荡山特辑》。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年秋天，我19岁那年遇见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恩师吴式南先生。他生于年7月，前几天我到温州去看望了他，今年是83岁了，身体还很健康。我在课堂上听到他讲《文学概论》，他不用出版社出的教材，而用自己编写的油印教材给我们讲，他提出文学的人性论，他阐述这四部小说何以以成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让我大开眼界：
以人性为标尺，拿四大古典小说与人的生命历程相参照：《西游记》代表了人性的童年、少年时期的天真和幻想，放诞和浪漫；《红楼梦》代表了人性之青年时期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激动和思考，狂热和追求；《水浒传》代表了人性之中年时期的血气方刚和爱爱仇仇、雷厉风行；《三国演义》则代表了人性之中、老年时期的成熟和权术、智慧和争斗。《西游记》和《红楼梦》还共同探索了人生之终极皈依问题，近乎一种宗教的解脱了。
我从十来岁就喜欢读这些小说，突然有位老师告诉我“何以如此”，我以前只知道如此，不知道何以如此，真让我佩服啊。从此我也成了他喜欢的学生，从年直到如今，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师生依然关系密切。
老师给我的震撼之处是他竟然把文学定义概括为一条简明的公式。王东成老师今天也在这儿，我待会听听王老师的意见，王老师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的教授，是我敬佩仰慕的师长，他就是教文学理论这门课的。
吴式南先生在80年代琢磨出了一条文学公式是：
L=WE?
转成文字就是：文学就是文字加上情调经过由比赋、意会、象征而合成的审美意义空间，其中“L”代表着文学，“w”代表文字，“E”代表了情调，外面的方框代表了审美意义空间，“n”次方代表了文学价值的无定性、可拓性，是一个合成的函数值，所以这个“n”是一个函数值。这么一解释，我就觉得太精妙了。这是一篇论文，他用一万多字论述这个文学公式。今年冬天，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著作将会出版，已经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我会写一篇前言，题目想好了，就叫《九山湖畔有吾师》，回忆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向吴师问学的过程，还有老师写给我的信。
年，我离开温州教育学院，到一个乡村中学教了3个学期的书。那3个学期我除了上课、改作业就是疯狂地读书，大概在一个年半当中读了大量经典名著，写了一大袋笔记本。那个时候，我有着不知天高地厚的雄心壮志，我想写出惊天动地的著作，现在看来多么狂妄，多么幼稚，多么不对头。但是那是我一心读书，一心想写作，甚至一心想超过鲁迅。但现在我知道，不可能超过鲁迅，我失败了，但我为我的失败感到欣慰，为我的失败感到骄傲。因为人生不只是为成功而骄傲，也可以为失败而骄傲，我在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失败，失败带给我的祝福大于所谓的成功。前几天蔡朝阳到我家，我跟他讲了两句话，就是两个警惕，一是警惕才华，才华是有限的，是有天花板的；第二警惕成功，成功是一种毒药。我不是鲁迅，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鲁迅，他是不可复制的，他的时代也是不可重复。我是傅国涌，只能行走在大地上，一寸一寸地向前走，走到终点我也成不周树人，我还是傅国涌，但是我看见了鲁迅，我看见了胡适，我看见了弗洛伊德，我看见了爱因斯坦，我看见了汤因比，看见了苏格拉底，看见了耶稣。我看见了古往今来的哲人伟人，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还拥有电脑和鼠标。这是爱因斯坦未曾感受过的，感谢这个世界，感谢时间的流变。
年秋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一心想写两本书，一本是《困惑——人类东方之足迹》试图解开古神话以来中国文化的困惑；另一本是《为了世纪的早晨……》，关于当代中国的十大困惑。一本是关于历史的，一本是关于现实的。我写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并且为后一本书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准备整理成一本20万字的书。我先把后一本书的写作计划写信告诉了吴式南先生，他给我回了一封信，年10月18日吴老师的信中说：
“现代人的困惑是一个牵动人心的大问题，思考这些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陷阱，它的难度是巨大的。我只怕你的学养经验还不足以去碰它。虽然我看了你拟就的提纲觉得很有系统也很感兴趣。但我总很担心不宜为之。当然你积累了资料，做了一定的思考也不妨试着写出来给自己的朋友、熟人看看，你不妨先试写一章，我高兴做你的读者。”接着他讲“你不妨找一两个实际问题，做学术性的思考与研究，并写成文章，这比《为了世纪的早晨》更切实更易收效。未知你意如何。”
我回信将另一本书的计划也告诉了老师。10月29日，他给我写了对我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封信，信很长，写了四页纸。他说：
“你在读书中发现了“困惑”，这是一个很好的觉悟。你说中华民族向来缺乏对“困惑”的“清醒认识”。这个见解，我也甚为赞同。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思辨哲学和科学分析方法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许，我们的民族太古老了，精神上老是站不起来，古代有偶像崇拜，现代也仍然如此。而“困惑”，正是人的独立自主意识的开始，是奴隶走向解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你进行有意义的文化历史的探索。但话又说回来，所谓“困惑”，也就是问题，这只是科学研究的起点，自然还不是问题本身，更不是科学的结论。虽然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还显得重要。你说从古神话、宋词到现代朦胧诗，都贯穿着一个“困惑”，你准备就这条线索来思考和写文章。这当然没有错，但接触面太大了，恐难以深入。因为这简直就是一个宇宙、社会、人生的最基本问题。混沌、迷惘、神秘、悲怆、幽冥，这从来就是宇宙、人类的奥秘所在，是困扰古今中外一切大智大勇者的精神症结。正是从这困扰里，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科学，又何尝只限于神话、宋词和朦胧诗呢？又何尝只限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呢？你读神话，就不妨比较一下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与中国的夸父，比较一下西西弗推石上山与吴刚在月中砍桂树的相似性——他们都共同体现了人类崇高的悲剧精神。所以你悟到了困惑，还只是开始跨入了一个初步的、朦胧的境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真正的科学研究还没有揭开帷幕呢。你即使论证了从古神话到现代朦胧诗中的困惑主题，也无非只是道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创新的意义还是谈不上的。我的第一个看法，是希望你在此初觉的基点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点），抓住一两个实在的问题，宜具体，宜小，先做扎扎实实的思考和研究。搞学问的，总得走“小博、小专——中博、中专——大博、大专”的道路。力不从心，搞空对空导弹式的射击，在学术研究上似并不可取。未知你意如何？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搞点学术训练，起码要有10年时间。这个“训练”太重要了，有些人挂着“知识者”的幌子，却一辈子也训练不成，我以为，你是能够的（我对你有信心）。有了这一番训练，我觉得对“科学”二字，才会有真正的体验。他的境界也就远非一般的俗儒可以比拟了。我觉得，你现在的一切读书、思索和写作，都可看作是做进行“学术训练”。在这个意义上，我举双手赞成你放手去读去想去写。再说一遍，这个锻练太重要了，如果你立志要成为一个学者。”
当时收到这封信，心中黯然，老师鼓励了我，老师也没同意我的伟大计划，但我心中没有放弃，我一直在写，写出了《文化的重新选择》、《现代的困惑》、《爱的困惑》等三四篇，有四万字以上。我用很多时间读《词综》、《全宋词》，做了两本笔记，也写出了《困惑》的第一篇《宋词：情感的大困惑》，有二万多字，吴老师的评价有三页纸，密密麻麻，提出了很多让我受益的意见，老师就是老师，很多问题都是我想不到的，那是年，我20岁，老师正是望六之年，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在文学理论等方面都有修养。
今天我回望历史，我看到的是与吴老师的相遇给我带来的祝福，一生一世的祝福。但是我的人生不可能停留在年、年。年，我28岁那年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第三个老师，就是《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编译者许良英先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之一，那是他在“文革”前夜和“文革”期间翻译的，年代出版时曾洛阳纸贵。他是学物理出身的，是他将我带入了一个更为辽阔的世界，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徐老师，如果没有吴老师，即使我遇到了许先生有用吗？如同汪曾祺不遇见小学的那一位老师，将来遇到沈从文、朱自清有用吗？三个饼的故事就是关于相遇的故事，你遇见了第一个饼，又遇见了第二个饼，千万不要以为第三个饼才是让你吃饱的饼，人生也是如此。
许良英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获得过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金克木先生评价这本书“名为简史，实为大书。”我认识许先生时，他已经75岁。年，他93岁离开这个世界。
年冬天，他找到了我，当时，他看到了我的一篇长文打印稿，没有发表的《民主阶段论》，2万多字。他写了一封信给我，送来了0元人民币。他听说我生活困难，没有房子住。他在信中说了一句话：你是我所见到的在中青年一代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人，他希望能帮助我，信和钱是托他弟弟送来的，当时我妻子住院做手术，信和钱是辗转送到病房的。我们因此接识，开始通信，头尾跨了十八年，一直是书信往还。我与先生见面的次数并不太多，但我们通信不断，从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他给我的信，谈论古今中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现实人生，一切的一切。等一下我会揭开这个奥秘，许先生给我的真传是什么，也许大家会很惊讶，他的人生密码竟然是一句话。
他重点推荐我读的两本书。其中，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早就读过了，但他要我重读，我就重读了，并且认真做了笔记。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我没读过，我读了三遍，并做了2本密密麻麻的笔记。好书是要一读再读，好书是要抄出来的，我家里大概有多本笔记本，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许多都是读书笔记或抄的书。现在翻起来，我感觉太亲切了，所以我打算抽出时，放下所有的写作计划，先编一本《一个人的语文》，把我笔记本上抄的好文章，按主题编出来，与读者们分享。成都有一位校长听说我的计划，当即说：以后我不教语文了，我就在我们校开一门选修课《一个人的语文》，拿你的书做教材。
许先生叫我重读的这两本书，让我对世界文明史有了重新的认识。年1月28日下午，许良英先生离开这个世界，我在杭州雾霾之中接到一个电话，“许先生不在了！”我叫我太太预定了第二天黄昏飞往北京的机票。《新京报》记者来电采访；《新京报》编辑来电要我当晚7点前写完一篇稿子，第二天就要见报。我一边流泪，一边写下《悼许良英先生：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
其实在我与许先生长期的交往中，他给我最深最重要的教诲就是一句话：“以平常心、做平常人。”这简单的八个字正是他漫长人生留下的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是他的人生密码、学问密码。他活了九十三年，他一直如此做，他的太太历史学家王来棣显示也是如此做，他们都是竺可桢先生的学生，他的太太浙大史地系的，他是浙大物理系的，深受王淦昌先生喜爱的学生。
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是他后半生的追求与目标。对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启蒙他人，而是自我启蒙，所以读书、读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读书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他留下了一部文集叫《科学·民主·理性》，这是他一生守护的三个关键词，来自“五四”的传统，他生于年，成长于竺可桢时代的浙大，一生都以求是为念。我代表全家送上的挽联是：“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私无畏；争民主，探科学，守理性，有始有终。”不合平仄，却表达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许先生爱戴的爱因斯坦说，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感情太重要了，这副挽联论平仄可能是不及格的，但是献给许先生切题，因为它有感情，真实。许先生去世后的第二天，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写了整整一天，到下午要去机场了，还没有写完，《中国青年报》急着要稿，最后交过去的一篇稿子未完成的稿子，是由编辑做了一点小小的整理。《没写完的民主思想》这个题目也是编辑起的，我本来想叫《初忆许良英先生》。
许先生给了我什么？我想，他给了我三样东西。一是给了我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他是学物理出身的，又研究爱因斯坦和20世界技术史，最后的二十五年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的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最后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19万字的《民主的历史》（法律出版社年5月出版，8月上市）。二是他教会我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我的许多文章，他都提意见，有不严谨之处，一定要指出。他是一个认真的人，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做学问。三是他教我求真相、说真话、做真人，不断反省，这个反省就是对自我超越的人格追求。
这三点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他反复跟我说的这八个字：以平常心，做平常人。他曾当面和写信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这八个字，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做平常人。平常心，平常人，太美好了。历史上的巨人是平常人，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平常人，永远做一个平常人，这是他十八年间对我说得最多的一距话。他跟我说过的所有话，与这八个字相比都微不足道。
如果我把年徐老师给我的指点概括为三个字：大中小（细节就是生命），把吴老师年给我的话概括成“题目宜小，宜具体”。那么许先生给我的就是这八个字。三个先生，第一个教我叙事；第二个教我最初的学术方法；第三个教我做人，宽阔的视野，平常的心态。人生的长阔高深，有三位先生在我身上逐渐地打磨，我从一个粗糙的石头慢慢地变为可以为世所用的器皿，可以为社会服务的、一个卑微的平常人。是这三位先生在我的生命中发挥了关键的、重要的作用，我感谢他们。感谢我的相遇，我竟然在我的14岁到28岁的十四年中遇见了他们，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在做什么；有了他们，今天我就是成了这样子的我。我不完美，充满了缺点，但是至少还有一点点能力可以回报社会、服务社会，可以参与这个世界的工作。
当然，在我的人生中，不仅遇见了他们，还有其他的老师。我讲的第一位老师徐保土先生，年代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就是后来的杭州大学、再后来并入了浙江大学，他的老师是夏承焘先生、姜亮夫先生、蒋礼鸿先生。吴式南先生年毕业于同一个学校，中文专修科两年制，他的老师也是这一批，他曾担任了夏承焘先生教的古典文学专业课代表，他对文学理论、中国艺术精神有独到见解。许良英先生生于年，年考入浙大物理系，成为王淦昌、胡刚复、束星北这些物理学家的得意弟子。他在物理方面有很高的天赋，大学毕业却一心寻找中共地下党，离开了物理专业，等他回过头来已没法继续从事物理研究，王淦昌先生曾希望他一起研究最前沿的物理学难题，去拿诺贝尔奖。他没有走这条路，王老师依然对他如同子弟，他们的师生情分深不可测。在许先生最艰难的时期，王淦昌先生每个个月化名给他寄30块钱，让他一心一意去翻译爱因斯坦文集。
年，我初一时遇到的美术老师盛牧夫先生，是一位山水画家，是一代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的入室弟子。我和他交往一直到年，那时他大部分时间隐居雁荡的北斗洞，我隔一段时间久要去找他聊天、看画、看字。我不是他的入室弟子，我也不懂美术，但是我喜欢与他聊天，看他的山水画。我在高二遇到的语文老师滕万林先生，年代初毕业于华东师大，大学时与朱光潜先生通信，《朱光潜全集》里收有写给他的几封信。他是一位书法家，有书法作品和书法理论存世。他在雁荡的淮南中学读书时是胡兰成的学生。我在高二时遇见历史老师蒋祥贞先生，年前在大夏大学求学。
我蓦然回首，三十五年前（年）、二十九年前（年）、二十年前（年）我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位先生。我有幸从少年到青年，遇见他们，并通过他们与民国相遇，与民国教育相遇，因为他们都是民国教育出来的人，或者是民国一代宗师的学生。徐老师和吴老师是民国的中学生，是年代初亲炙过夏承焘等学者教诲的学生。民国教育的气息正是透过他们传递到我的身上。感谢他们，感谢年到年，光阴易逝，人生也会过去，但是相遇不会过去。人与人的相遇，人与书的相遇，一定会结出加倍的果实。“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胡适先生的这句话是我最喜爱的话之一，我愿意放在这里，送给各位教育界的朋友。我讲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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