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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其文
刘任涛，年生，湖北黄梅王埠乡刘畈村人，现当代剧作家、眼科专家。年开始在黄梅文昌阁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在表哥王文安家认识青年胡风。诗人王文安与胡风是黄冈启黄中学同学，二人引为知己，喜好新文学。年王文安病逝时，胡风去他家拿走王文安的新诗集《朝露集》，给刘任涛以深刻印象。
年，年仅14岁的刘任涛因一时的激情与好奇到江西九江参加北伐战争。年到省城武汉考取某师少尉医官，到南昌就任，在一个青年中尉医官的推荐下阅读温州作家叶永蓁的小说《小小十年》，从此更加爱好文学。年读了《西线无战事》(夏衍导演)后产生反战心理，借母病重回到黄梅。
居家未久，转赴南京。年秋，由南京到上海办理留学日本的手续，后在暨南大学王学文教授的引导下留在上海，师从著名眼科专家张锡祺，学习一年后考入南京国立陆军军医学校。年军校毕业后到福建泉州开办个人诊所。期间，酷爱文学，并在某师任军医，参与社会实践。
抗日战争爆发后，目睹国土沦陷、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激于爱国热情，立即投入救死扶伤工作。年冬，在浙江龙泉先后结识石凌鹤、何家槐、邵荃麟、葛琴、王朝闻等著名革命文艺家，并接触他们主编的《龙泉快报》、《大家看》、《龙泉画报》等，受革命思想影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参与开展革命戏剧活动。年白求恩来华，撰长文表示欢迎，号召全国医护人员向白求恩和南丁格尔学习，发扬人道主义，积极开展抗日救死扶伤工作。年冬，为纪念白求恩之死，创作戏剧处女作《血十字》（独幕话剧），邵荃麟大为激赏，推荐金华中心话剧团演出。石凌鹤介绍到洪深在重庆主编的综合性杂志《抗建艺术》发表，旋即编入《抗战独幕剧选集》，作为常演剧目，由石凌鹤作《〈血十字〉演出说明》。同时喜读邵荃麟的四幕话剧《麒麟寨》，决定当剧作家。此时任南昌医院院长，在留日作家徐先兆的介绍下结识革命家黄道。黄道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采访报道刘任涛的救伤贡献，称他为“中国的白求恩”。医院院长，在抗日反细菌战中发挥重大作用，受到政府嘉奖。同年在《前线日报》副刊连载散文《飘烟集》和报告文学《信江呜咽记》，揭露日寇占领上饶的系列暴行。年冬，三幕话剧本《生命是我们的》（初版由许杰作序）由上海图书公司出版，上海儿童读物出版单位还出版了该剧的连环画，一个日本人将它翻译到国外出版，郭沫若读后为再版本作序。《生命是我们的》曾在上海公演，胡导导演，冯喆主演。
年在上海虹口开办眼科诊所，与邵荃麟、葛琴夫妇住在一起。胡风也经常来讨论文艺理论问题，并提到王文安，说他若不英年早逝会是我国优秀诗人。上海解放前夕，因策划“重庆号起义”被捕入狱，后因朋友援助安全脱险。不久创作电影剧本《生命交响乐》，上海国泰电影公司开拍，徐苏灵导演，乔奇、张莺、魏鹤龄主演。
年创作记录性电影剧本《健康之路》，由北京新闻记录片厂拍摄，沙丹导演。同年创作四幕话剧《祖国在召唤》，后改名《当祖国需要的时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剧由朱端均、胡导导演，在上海公演，演员有乔奇、魏鹤龄、林默予等，反响重大，赞誉一片。同年加入上海作家协会。年春，陶金、顾而已决定将《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拍摄成电影，即《和平鸽》，陶金导演，主要演员有周璇、陶金、顾而已。《和平鸽》是周璇演出的最后一部电影。不久，在《华东卫生杂志》发表科教剧本《防治血吸虫病》，后由上海科影厂拍摄，郑小秋导演，为我国第一代血防科教片。年，受夏衍委托为反映大学生毕业统一分配问题创作电影剧本《磨炼》。年春，夏衍因欣赏他的优秀才华将其调入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专业编剧，其余编剧有著名作家、学者柯灵、马国亮、黄裳、唐振常、师陀等。期间创作电影剧本《生命摇篮》和动画片剧本《松鹤老人》。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生命摇篮》。年回家乡湖北黄梅作眼科医生，培养大量眼科医学人才。年调任为武汉电影制片厂编剧，创作有《天堑飞渡》（与辛雷合作）、《没有马的马戏团》、《晚霞》。年到广州珠影厂，先后创作《04号渔船》、《光耀山村》、《在海洋上》等反特、科研电影剧本。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与美学家迟珂成为难友。年退休回到珠影。
改革开放初，创作《和平鸽》下集《手术刀就是剑》和《南海渔歌》。晚年仍笔耕不辍，转入小说创作，花城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光明使者》，另有短篇小说《眼睛》、《收藏家的故事》、《宁“左”毋“右”》、《名医之死》以及剧本《山鹰电影队》。近年出版有《刘任涛文集》、《刘任涛剧作选集》。
据笔者回忆，画家余绍青先生曾说：“刘任涛大半生在文学与医学之间徘徊，张锡祺、夏衍对他的人生道路影响（左右）极大，可惜也因此未能跻身医坛、文坛。”此话令人深思。至今任何一本研究中国现当代医学史、戏剧史的专著都没有提到刘任涛。但是，作为“中国的白求恩”、人道主义民主战士以及现当代剧作家的刘任涛仍然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如：在一本关于周璇的书里，提到刘任涛；在陶金的传记中，也可以看到刘任涛的事迹；当代著名诗人李士非为刘任涛写下一本长诗《逍遥游》；中国电影百年，珠影把刘任涛作为发展史上代表性人物。其实，单凭作为著名剧本《和平鸽》的作者，刘任涛的名字也将永远被记住，也应当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上写上“刘任涛”的名字。
文坛“剑”客
刘任涛的女儿、著名园林艺术家刘血花女士前不久对笔者说：“我父亲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性格十分好，他之所以认识这么多政坛、军界、文坛的著名人物，这些人都愿意与他接触，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他天真，只做好事。”我完全相信她的话。作为一个职业医生，他最初甚至可以说只是文学门外汉，而能认识邵荃麟、葛琴、石凌鹤、黄道、史沫特莱、柳亚子、郭沫若、周璇、夏衍、胡风、梅白、迟珂、黄苗子、章西厓、陈荒煤、陶金、秦牧、李士非等一大批一流的文艺家，在他们的书信、日记、文字中都能见到刘任涛的身影，我想这绝不是他作为一个戏剧家就能够做到的。
刘任涛初入社会，是作为一名军医。当时他的同乡、桂系领袖之一、时督办湖北军政的胡宗铎对他说：“你是将相才，不应当学医，应当学带兵打仗，当军官。”然而，年轻的刘任涛并不为所动，他很快就厌倦了战争，开始拿起手中的笔反映战争的残酷，并开办个人诊所，救病扶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刘任涛不为军官前途所诱惑，毅然走上一边行医、一边从文的道路。如果不是有着一颗天真、善良的心，他如何能够做到？
“手术刀就是剑”（刘任涛语），就这样，文坛上多了一位“剑”客，医学界多了一位作家。他说：“我是医生，我的服务武器是刀（手术刀）；我是作家，服务武器是笔。医生的任务是治病救人，目的是保卫人的健康和生命；作家的任务是写人的真善美，批判假丑恶，促进人的思想进步和社会文明。”
早在年邵荃麟、葛琴也对他说：“你热爱生活，热爱人民，这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首要条件。医学是人学，文学也是人学，两者是相通的。我们希望你利用业余时间写些文艺作品。”就这样，《血十字》、《飘烟集》、《信江呜咽记》、《生命是我们的》等著作在抗战期间纷纷出炉。解放初，他创作了一生最富盛名的《和平鸽》，著名演员周璇情不自禁地说：“《和平鸽》，你写的题材好，女护士这角色，我喜欢演。”终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大领导夏衍看中了刘任涛，对他说：“我现在兼任上影厂厂长，等米下锅，没有自己的编剧不行，你一定要支持我。”于是，一名医生正式进入了中国文坛——他于当年调任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专业编剧，与他同事的十几名作家中，柯灵、马国亮、黄裳、唐振常、师陀等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文豪。
当然，对于这个“剑”客的到来，也有人表示担忧和不解。年，刘任涛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他这次分明就是以一位中国著名作家的身份与会的。刘任涛利用空闲时间，再次拜访了少年时的偶像胡风先生。胡风很惊讶地说：“放弃眼科专业走进中国文艺圈？将来你要后悔的！”只是这时的刘任涛因受夏衍、郭沫若等文坛领袖的提携，正步步高升，并未听进这位乡贤的忠言逆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任涛迎来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创作期。他真正成为了一名中国著名剧作家了。然而，他不可能不清楚年“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以及此后胡风及胡风分子的受难史，但这些都没有改变刘任涛的文艺道路，他先后担任为武汉电影制片厂编剧、珠江电影厂编剧。
刘任涛在武汉电影厂最大的收获是《天堑飞渡》。一位知情人回忆说：“在武汉厂的主要工作就是同辛雷合作写一部反映武汉长江大桥建设的故事片剧本《天堑飞渡》。而拍摄电影的任务是周总理下达的。为了写好剧本，他前往重庆和广州，到正在建设的长江和珠江大桥工地体验生活，又赶往南京，跟踪采访正在勘察大桥桥址的大桥局局长彭敏，获得了不少珍贵的素材。一年之后，执笔写出了剧本初稿，经审查又作过多次修改，并到南京大桥工地补充体验生活，不幸跌断了右腿膝盖骨，治疗养伤时又继续修改形成第四稿送呈文化部审查被认可。可惜因中苏关系的恶化，电影未能拍成。从剧本来看，线条清晰，故事紧凑，人物形象也比较鲜明。”通过这段回忆，可以想见刘任涛当时以文艺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然而，类似“胡风分子”一样的命运，也很快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在文革期间，他受到不公正对待，饱受迫害。如果他不是作家，而是一名医生，会有如此惨烈的境遇吗？年，他的乡友、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赋诗赠刘任涛：“少小从军去，金陵苦读书。刀刮胡风目，钳移刘帅珠。光明贻患者，坎坷属征夫。有眼生前默，奇哉‘志愿书’。”对于当中“坎坷属征夫”，刘任涛不会不生发感慨吧！
人道主义者
早在抗战期间，刘任涛先后担任南昌医院院长、医院院长，期间做了大量人道主义工作。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当年采访了他，向全世界报道了医院的实况，评价他“这是我见过的国民党中最好的医生”，“他是中国的白求恩！”刘任涛任医院院长后，及时发现并指挥迅速扑灭了日寇制造的鼠疫，粉碎了日寇企图通过交通要道上饶把鼠疫传到大后方的罪恶阴谋。
人们都知道外国医生为刘伯承元帅治疗眼睛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有一定的虚构，然而刘任涛为刘伯承元帅治疗眼睛并安装假眼绝对是真实的历史。年6月底，第二野战军后勤部长刘逸峰专程找到刘任涛，要求刘任涛为刘伯承元帅安装义眼。刘任涛当即表示同意。见面后，刘伯承元帅还笑称与刘任涛是本家。刘任涛检查过刘伯承元帅的眼睛后，从张锡祺老师处挑选了一对适合刘伯承元帅的义眼，很快地安好了。刘伯承元帅对着眼镜很满意地说：“谢谢刘医生。”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伯承元帅就是戴着刘任涛安装的义眼，以中央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
解放后，刘任涛一边创作，一边义务为人民群众治病。年5月19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曾文治写的、以“刘任涛深入实际为群众治疗眼疾”为题的报道：“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中华全国医学会眼科学会会员、眼科专家刘任涛，解放后为祖国人民写出了数部为群众欢迎的‘生命交响曲’、‘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和‘生命的摇篮’等影片，这次他体验生活，从上海回到故乡湖北黄梅县。为了响应作协‘实际工作第一’的号召，他带了眼科器械，住在黄梅国营龙感湖农场，计划一年诊疗眼病一万人次，各种眼科无菌手术一千个，并培养三十个县和区一级的眼科专业人员。他在2月25日开始工作，到4月24日共看眼科门诊四千一百二十九人次；3月7日开始手术，到4月29日已完成眼科无菌手术（包括砂眼性的内翻倒睫、翼状胬肉、造瞳等）四百二十六名，平均每日门诊六十八名，手术八名，仅手术量已医院眼科手术的十一倍。”并附有“刘任涛在看病”的图片（曾文治摄）。
刘任涛晚年的一位朋友还一篇追忆他的文章中还披露了他在文革期间的两段“人道主义往事”：“曾被诬蔑为历史反革命打入牢房的刘任涛，年在牢房认识了一位因反对打倒刘少奇而被关押的十五岁印尼华侨姚银海。后来姚银海不知去向，他一直牵肠挂肚。刘任涛出狱后，年看到中央为刘少奇平反了，立即提笔写了《你在何处——小‘赤子’姚银海？》的文章，要为姚银海伸冤求平反。年5月27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登载了这篇文章。在记者和读者们的热心帮助下，广东省侨办等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很快就找到了还在英德华侨农场监督劳动改造的姚银海。6月21日，广东省公安厅为姚银海正式平反，恢复名誉。8月7日，姚银海离广州赴香港，和从雅加达专程赴香港接他的八十岁的妈妈团聚。刘任涛在广州到车站送行。”
第二件往事是：“文革中他是监管对象，在粤北五·七干校劳动时发现山村里有位贫农老太太双目失明十多年了。刘任涛自告奋勇，用自己刮脸的刀片，为这位老太太开刀动手术。手术成功了，几天后老太太做起针线活来了，农民们把一张大红纸写的感谢信贴在了干校的土墙上。当时有人表示对他的壮举称赞，同时又告诫说：‘这太冒险了！万一失败他们就会说你是‘阶级报复’！’刘任涛想了一想，回答说：‘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晚年的刘任涛曾说：“我这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想，我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我想这不啻是他的夫子自道。
作者简介：眉睫，原名梅杰，年生，湖北黄梅人。独立学人、图书策划人。现任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编辑室主任。著有《朗山笔记》、《关于废名》、《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废名先生》、《童书识小录》、《而立小集》、《梅光迪年谱》，编有《许君远文存》、《梅光迪文存》、《绮情楼杂记》、《文学演讲集》、《蕙芳日记?芸兰日记》、《醒睡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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