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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Thomson，—）是19世纪后期用照相机记录中国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外国摄影师之一。—年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南北各地，包括香港、北京、上海、宁波……镜头下既有达官显贵与贩夫走卒，也有山川河流和民生时局。显要人物都有珍贵的影像呈现；社会百态都有生动的记录。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初建时的上海外滩，以及铁路、轮船等新的气息，也是书中重点观照的对象。
四卷本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最初于—年在伦敦出版，自问世之日起，就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稀少的印量确立了它在摄影、印刷出版以及西方汉学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独特地位。这部记录晚清中国社会百态的全景相册，本身就是文明进程与科技进步的一个见证。历经一百多年，完整的四卷本《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已不多见，大都作为珍本收藏在欧美公私图书馆中。
日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在秦风老照片馆的帮助和支持下，将此书介绍给中文读者。有风来特撷取一些篇章，以飨读者。
图/文
约翰·汤姆逊
恭亲王恭亲王恭亲王现年四十岁左右，他是—年在位的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前任咸丰皇帝的幼弟，现在在位的同治皇帝的叔叔。在年以前，他几乎不为紫禁城以外的人所知；不过当皇上从圆明园仓皇出逃，正是他走上前台，会见外国公使并缔结了和平协议。他掌握着民政与军事各项委任大权，是军机处最重要的成员——那是一个类似于我们的内阁的机构。他处事决断、态度开明，并且有着相当开放的思维，因而被公认为朝中改革派大臣的领袖。在他的各项公职之外，恭亲王，正如他的封号所表明的那样，是中国贵族阶层里最高等级的一员。为了避免误解，请读者允许我们在此做一些解释。从远古时候起中国就实行五级的爵位制，分封那些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这些封号的权益可以传给男性继承人，但继承人并不是直接承袭爵位，而是重新赐封。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惯例，继承人承袭的封号总是低于他的前辈。因此借用我们的体制来解释，就是一个公爵的爵位传过五代之后，就缩水成准男爵了。统治中国的满族人，或者确切地说，那些拥有皇室血统、能称得上是皇族的人，拥有超过十八个高低不等的贵族次第。爵位的获得相对容易，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古老的系统，逐代衰减，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受封者的特殊地位能确保他的封号世袭罔替。恭亲王在年获得了这样的地位。香港的轿子香港的轿子香港没有出租马车，轿子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新来的人往往不太能接受这种车辆的替代品，一开始他会对那些用肩膀抬起他的可怜人生出几分怜悯之心，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他发现在这种炎热恼人的天气里辛苦工作一天之后，他确实需要休息，于是他的目光移向那些看起来快乐、满足又健壮的轿夫。他们大声地招揽生意，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他们殷勤地招待老主顾，为乘客奔上忙下。在所有的旅馆外面和主要街道的拐角处都有等客的轿子，码头上也一样，旅客们甫一登岸，就有轿夫热情地迎上去。为了抢夺顾客，轿夫们都把自己的轿子收拾得干净又漂亮，并且努力展示他们强健有力的四肢。他们毫无怨言地攀爬台阶，穿街过巷，崎岖的盘山路也不在话下。他们将所有的水手通称为“杰克”（Jack），见到衣着华贵一些的就叫“船长”（Captain）。这些轿夫的生活十分清苦，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固定的住所；为了早起揽得生意，他们通常都在等客的地方露天而眠。他们在街边的小摊上解决饭食，要是他们偷几天懒，很快就有继之者将他们取代了。公共轿子都有执照，每个轿子上都贴有印制的价格表，费用从十分到一天两元不等。轿子在中国已经有很长的使用历史，现在在中国的所有地方，轿子都被视作官员的一种重要配备，从轿夫的数量和随从的多少可以辨别出轿主人的品秩。武官不能坐轿，如果他们不愿意走路，可以选择骑马。在内陆的一些地方，譬如宁波一带的山区，轿子做得很轻便，以适应当地的山路。这种轿子由一把简单的藤椅和两根竹竿组成，另有两根绳子吊起一块窄木板，供乘客放脚之用。最重要的轿子是结婚用的花轿。它被装饰得富丽堂皇，悬挂着红色的丝绸帘子，用来阻挡婚礼那天投向新娘的无礼窥视。与其他繁复花哨的婚礼用具一样，花轿也是从承包商那里雇来的。一个中国女孩一个中国女孩在中国，女孩的教育被限制在家庭的范围内。她们深居简出，因而在中国历史上难得找出几个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女性。上层社会的女性中有的接受过些许教育，能简单地读书写字，但这只是为了让她们在严格而古板的礼教的约束下更好地尽妻子和女儿的本分。少数时候她们被教授一些文雅的才艺，比如弹琴，以便在老爷们闲散的时候献唱一曲供他们消遣。不过她们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学习如何梳妆打扮上：怎样施涂厚薄适当的脂粉，在下嘴唇上画上鲜红的点；怎样搭配那些翠鸟羽毛或者珍珠做成的头饰；怎样用她们的小脚走出优雅的步态，坐下的时候保持她们的绸缎衣裙不起褶子。下层的女性被教给的几乎都是家务事，有的还要担负起生活的重担，跟家里的男人们一起在田间劳作。采茶和养蚕都是女性的工作。女性被灌输的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勤劳和节俭，这使得她们能够适应低微的生活地位。香港的钟楼香港的钟楼罗灵斯先生（Mr.Rawlings）在年设计了这座钟楼，它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装饰。上面的钟也一样，本来如果调校得当，它可以多发挥一点用处的，然而作为这种气候下无辜的受害者，它总是出毛病，在一年里大多数的月份它都不工作，好像天气一热它就放假了。从港口能清楚地看到这座钟楼，夜里它发光的钟面给驶向毕打码头的舵手提供了醒目的标志。连接钟楼和码头的街道两边矗立着一些最早的殖民地建筑，照片右边的建筑最近被亨特洋行（Messrs.HuntandCo.）进驻。画面左边的这一排宫殿式的建筑是颠地洋行（Messrs.Dent）在贸易最繁荣的时候修建的，画面里的这一部分是它的西翼。现在这座大楼分租给三家不同的商行。左边靠近钟楼的部分是香港大酒店（Hong-KongHotel），按照伦敦大型饭店的模式建造。但是对股东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它的规模大大超出了当地的需求。现在它被租给一个中国人经营，厨师和侍应生都是中国人。这里管理有序，酒店也很舒适。巨大的餐厅在下榻的客人眼里新鲜又别致，周到的服务和公道的价格也能给客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本地的侍应生也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机敏又有礼貌，穿着干净的丝绸或者亚麻布的褂子，用流利的“洋泾浜”英语与客人交谈，只不过这种混杂的语言只有当地人才能听得懂。年轻的男仆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他们也能读写，对我们的语言运用自如，他们大都在官方学校接受过训练。画面右边包着头巾的人，是一个印度警察，最多的时候有大约三百人在这里服役。现在他们逐渐被遣散回国，空出的位置由欧洲人和西印度黑人代替。这些高大的印度警察被公认为装饰性大于实用性，在中国人中间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无用，因为除了一两个特别有天资的，其余的人既不能用英语，也不能用中文跟中国人交谈。几个抬轿子的苦力正在候客，他们为此地的中外人士提供了一项很重要的服务，在之前的一段文字里我已对他们作过详细的描述。一个香港画家一个香港画家林呱（Lumqua）是钱纳利（Chinnery）的中国学生，后者是一位著名的西洋画家，年逝世于澳门。林呱创作了大量精美的油画作品，至今还被香港和广州的画师们用作仿制的样本。如果生在另一个国家，他可能会成为一所绘画学校的创始人，但是在中国，他的后继者们没能抓住这种艺术的精髓。他们只是进行毫无创造性的仿制，在限定的时间里、坐在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埋头复制林呱或者钱纳利的作品。香港有许多的画师，但是他们都做着同样水准的工作，收取差不多一样的费用，作品的价钱视画布的尺寸而定。这些画师的主要业务是根据照片绘制放大的油画。每个画室都有一个专门负责招揽生意的人，他带着样品在停泊港内的船舶间穿梭，在外国水手里面寻找潜在的顾客。通常达成的交易是用最少的钱将某个玛丽或者苏珊画到最大尺寸，并且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交付装裱好的画作。画师们进行分工合作，学徒只管画身体和双手，面容则由师傅操刀，这样一幅画就能以极快的速度完成。鲜艳的色彩被随意地使用，因此“杰克”的意中人可能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全身上下挂满了金链子和各种珠宝首饰。如果多讲究一些技法，把那些艳丽的色彩适当调整，这些油画其实也能算得上是不错的画作，不过所有由于照片本身的劣质而呈现的变形也都如实地放大到画布上了。这些画家最优秀的作品是他们绘制的外国和本地的船只，每一幅都相当精美。他们放大照片的方法是在画布上打格子，对照着原始图片上划分出的小格子一格一格地画。在香港和广州还有一些缩微画家，他们在象牙上作画，作品的精美程度不输于最地道的印度象牙画，也比得上在我们国家现已被照片取代的古老的缩微画。我将有机会在这幅画作收尾的过程中观察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作者:[英]约翰?汤姆逊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作名:IllustrationsofChinaandItsPeople
译者:徐家宁
出版年:-11
本期制作
神说要有光
有风来
云世界再美，也要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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